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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中国基督徒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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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督徒的文化观念
中国近代基督新教的信徒虽然早在清末就已经出现，但是他们真正具有历史自觉并形成有意识的知识群体形象，还是在五四运动时期，特别是在20年代以后。
最明显地表现就是标志着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走上历史舞台的《真理周刊》和《生命月刊》《灵食季刊》《真光》等杂志的创办，涌现出了吴雷川、王治心、王明道、赵紫宸、林语堂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于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观念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相继发表《欧游心影录》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论著，指出西方文化与文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证明正在走向没落，西方文化与文明的优势在于科学与物质文明，其劣势在于缺乏精神文明。
而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优势，正在于西方所缺乏的精神文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证明西方的科学与物质文明的破产，也同时证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精神文明将在中国和世界文化与文明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
因此，他们积极提倡精神文明，批判西方的科学与物质文明。
他们的东西文化与文明观念在当时引起了较广泛的社会共鸣，不仅章太炎、章士钊、黄侃等文化保守派人士非常认同，更有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曾留学西方、学贯中西的“学衡派”
，也猛烈反对新文化运动，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在这样的情形下，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先后发表了《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等文章，回应梁启超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理解，强调不能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科学与物质文明，东方和中国文化为精神文明，他指出：
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
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1]
这也就是说，胡适并不认为西方文明的现代危机就是科学和物质文明的破产，西方也并不缺乏精神文明，而东方和中国也不仅具有精神文明，同样还具有物质文明。
他高度评价西方近代文明：
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
的基础之上，确实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
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
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深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国”
“人世的天堂”
；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象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2]
从这段话中不难发现，胡适不仅充分肯定了近代以来的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也高度评价了西方近代改革后的新宗教，这种“人化的宗教”
当然是指基督新教。
这也就是说，胡适并没有排斥基督教。
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并不单纯的是科学与民主，还包括基督教文化等。
很显然，如果按梁启超、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的说法，西方只有先进的科学与物质文明，而缺乏先进的精神文明，就明显地排斥了基督教文化，这显然是不利于当时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发展的。
因此，胡适强调西方文明同时包含着先进的精神文明，并积极评价了近代以来的西方新宗教，实际上为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及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因此，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徒并不认同梁启超和梁漱溟等人的文化与文明观念，著名基督教文学家与学者林语堂在1929年12月26日应上海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的演讲中，专就当时讨论得比较热烈的东西文化与文明的关系问题，特别针对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的文化与文明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林语堂以他一贯幽默调侃的语气说，一些人将西方文明称为物质文明、机器文明，而将中国文明称为精神文明、道德文明，“单就字面上讲，我们已经大得国际上的胜利了。
什么国际上的不平等，早已被我们的理论家在这做文章上取消而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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