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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佛教文化教育的确立：以武昌佛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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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迫切需要有一批能够适应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需要的新型弘法人才。
因此，无论是清末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创者杨仁山居士，还是清末僧伽界最早觉悟到佛教必须面向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谋求振兴僧制的八指头陀释寄禅，乃至民国以后一心推动佛教革新运动的释太虚等人，都非常重视新型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的建立和新型佛教弘法人才的培养。
杨仁山居士在清末最早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祇洹精舍，释寄禅于清末在释太虚和释圆瑛的协助下积极推动僧教育会的建立和各地僧学校的开办。
到了民国初期，月霞法师在上海等地开办华严大学，谛闲法师在宁波开办观宗学社，积极推动佛教弘法人才的培养。
最突出的，当然要数1922年几乎同时分别由太虚法师在武昌成立的武昌佛学院和欧阳竟无居士在南京成立的支那内学院。
随后，以武昌佛学院的毕业生为主力，全国各地陆续创办了数十所佛学教育机关，带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的普遍建立，为20世纪中国佛教革新运动和佛教文化的复兴，培养了大量的合格僧俗人才。
1937年太虚法师在回顾过去三十年来的中国佛教发展状况时，颇为欣慰地说：
祇洹精舍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
与之相先后者，则有依日人水野梅晓在长沙所设之僧师范学堂，亚髡在扬州天宁寺所设之普通僧学堂，及江苏僧教育会在南京所设之僧师范学堂，然皆不久停办。
民三，有月霞法师依上海哈同花园所设之华严大学，转辗迁移杭州海潮、常熟兴福，得持松等继承，复有了尘、慈舟等分枝武汉，在僧中颇形成为一学派。
稍迟，有谛闲法师在宁波所设之观宗学舍，今演变为观宗寺弘法研究社，及分为高邮之天台宗学院，及天台之国清寺研究社等，亦在僧中形成为一学派。
至民十一，笔者在武昌以李开侁等之援助，设立佛学院，遂于僧教育开一新局面。
不惟影响于青年僧甚大，且于学术、文化及政治、社会各方面，均有相当影响。
迄今演续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及研究院，则由法舫等代主持；而直属分设者，尚有法尊代主持之汉藏教理院。
其仿设者，若常惺于厦门之闽南佛学院，民十六后、曾由笔者与芝峰、会觉、大醒、寄尘等持续之；他若大醒、心道于福州之鼓山佛学院，大醒、寄尘于潮州之岭东佛学院，寄尘、容虚于九华山之江南佛学院，慈航于安庆之迎江佛学院，常惺、台源、法舫、容也、量源在北平之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学院，慕西、净严之河南佛学苑，宽融之普陀佛学苑，妙阔在陕西之慈恩学院，昌圆、广文之四川佛学院，永昌之贵州佛学院，静严之焦山佛学院，大醒在江北之觉津学院，谈玄在奉化之雪窦学寺，芝峰、亦幻在宁波之白湖讲舍等；或昙花一现，或独在持续，皆出于佛学院直接间接之关系。
其他，若竹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法界学院，光孝学院，栖霞学院，北平之弘慈学院，湖南之祝圣学院各僧教育机关，均有以上各学院之学僧参预施教，然各学院迄今未能有一系统之学制，而世界佛学苑亦尚无使佛学世界化之效能，殊可遗憾！
关于女众教育，则有武昌之佛学女众院，及尼恒宝主办之菩提精舍，汉口尼德融主办之八敬学院；而女居士尤以创立香港东莲觉苑之张莲觉，主办奉化法昌学院之张圣慧，主持无锡佛学会过圣严为杰出。
[1]
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无疑是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复兴的两大重镇。
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的创办，追根溯源，不能不提到居士在清末创办的祇洹精舍。
正如1923年夏季欧阳竟无居士在法相大学特科开学时发表演讲所说:“今兹所存，惟武昌佛学院与本院（支那内学院），实承祇洹精舍而来也。”
[2]这里仅从佛教文化教育的角度，就武昌佛学院与祇洹精舍的历史关系及现代佛教文化教育体系的建立略作探讨。
事实上，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的成立，是中国佛教近代走向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佛学院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宗教文化教育机构，也是一种全新的佛教文化传播机构和现代学术研究机构。
它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佛教界对佛教文化现代性的追寻。
（一）东风西渐影响下清末新式佛教文化教育的兴起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本来就是寺僧们接受佛教文化教育的场所。
宋元以后，佛教义学式微。
至明代中后期，金陵报恩寺、峨眉山伏虎寺等为振兴佛法而努力恢复寺院中的僧伽文化教育[3]。
但是，到了清代，尤其是雍正废除度牒制以后，寺院中的僧伽义学教育又衰落下来。
到了清末，寺僧中真能了解佛教义理的，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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