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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佛教末流的迷信化、庸俗化现象日益严重，极大地造成了佛门形象的破败，与正在兴起的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教育运动格格不入，造成了严重威胁佛教生存的“庙产兴学”
运动。
无奈之中，一些寺僧乞求于正雄心勃勃地来华开教的日本东本愿寺僧人的保护，由此又引起了中日双方围绕日僧来华开教问题的外交纷争。
[4]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原先放任各地提夺庙产兴办新学的策略，转向支持各地寺僧自己起来开办僧俗学校，以抵御日本利用日僧来华开教干涉中国事务。
就这样，从1904年开始，浙江的寄禅、松风和北京的觉先、湖南的笠云等佛门先进，相继在长沙、杭州、北京、宁波等地筹设僧教育机关。
随后，南京、扬州、常州等地也纷纷效仿，创设僧学堂。
的祇洹精舍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中创设起来的。
促使创办祇洹精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1895年锡兰佛教文化复兴运动领导人达摩波罗居士来华鼓动中国佛教徒去印度传播佛教文化[5]。
在基督教传教士李摩提太的帮助下结识了达摩波罗[6]，并相约由负责在中国培训一批佛教文化人才，以便去印度协助达摩波罗传播佛教。
当然，有志于创办培养现代佛教的弘法人才的学校，并非只是为了应达摩波罗之约，也是为了挽救急剧衰落中的中国佛教。
他特别针对当时的“庙产兴学”
风潮指出:“今日者百事更新矣!议之者每欲取寺院之产业以充学堂经费，于通国民情，恐亦有所未惬也。
不如因彼教之资，以兴彼教之学，而兼习新法。
如耶稣、天主教之设学课徒。”
[7]但是，好事多磨。
想创办一所现代佛教弘法人才的培训学校的宏愿一直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正如自己所说:“支那国中，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渐致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
，“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
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乃创议数年无应之者，或时节因缘犹未至耶!”
[8]直至清末各地创办僧教育，一些佛教僧俗和社会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创办佛教学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之后，祇洹精舍才得以勉强建立起来。
祇洹精舍的创办，与当时各地的僧教育机关，尤其是僧学堂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祇洹精舍是积极、主动地创办起来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培养现代佛教弘法人才，振兴中国乃至亚洲的佛教文化。
正如在《祇洹精舍开学记》中所说:“释迦如来涅槃后二千八百六十年，摩诃震旦国外凡学人，建立祇洹精舍于大江之南建业城中，兴遗教也。”
他后来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学研究会，也是以“兴遗教”
为宗旨。
他说:“今时盛谈维新，或问佛学研究会维新乎?曰:‘非也’。
然守旧乎?曰:‘非也’。
既不维新，又不守旧，从何道也?曰:‘志在复古耳’。
复古奈何?曰:‘本师释尊之遗教耳。
’”
[9]
与祇洹精舍志在“兴遗教”
相对照，当时各地寺庙兴办僧学堂等佛教教育机关，虽然也有如北京观音寺住持觉先等人有意改变“僧人无学”
的形象[10]，但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保产”
。
正如太虚法师后来总结的那样，清末民初各地寺院所兴办的各种僧学堂，“其动机多在保存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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