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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佛教文化教育的确立：以武昌佛学院为例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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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民初太虚法师的佛教革新事业非常艰难曲折，但是，太虚法师从来也不气馁。
在他所领导的整个佛教革新计划中，佛教文化教育始终处于非常显要的地位。
由于办新式佛教文化教育会直接触犯佛教界保守派寺僧的现实权益和习惯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触及中国僧制传统的一些根本弊端，因而遇到的阻力是空前的，时常发生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这实际上也是清末民初的新旧文化之间生死冲突在佛教界中的一个集中反映。
但是，太虚法师一直坚持革新的方向，坚持佛教新式文化教育的探索。
正是他的学生印顺法师后来所说：
佛教的兴盛，并不能单靠国家的保护与整顿，主要的问题，在乎佛教本身，有否坚强的信仰与思想。
隋唐在佛教史上称为黄金时代，原因就在各宗学者，有求真的真诚；佛教的思想界，可说全盘是活泼泼地。
后因种种原因，禅宗独盛，偏重行持，忽略了教理的研究，以致佛教的思想界，一天天贫乏，凝固，而佛教也就一天衰颓一天了！
虚大师看到这点，知道要复兴佛教，必须从阐扬真理始，欲阐扬真理，应先造就僧材，于是有佛学院的设立。
一面发挥固有的家珍，一面吸收外来（藏文系，巴利文系）新的思想，资助自己，充实自己，希望发展佛教文化为人生的指针，造福人类。
虽然造就出来的人才有限，而且也没有如大师的理想，但这是因为中国佛教的衰落过久，积习太深，不能在短时间内成功。
[41]
而在太虚法师多年努力与因缘际会的情况下的武昌佛学院的建立，给了他充足的信心，也为现代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现代新式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的建立
太虚退出净慈寺后不久，即应武汉信众的盛情邀请赴汉讲经。
在武汉三镇，他受到广大信众的热烈欢迎，讲经活动十分圆满。
太虚深切感受到在寺院丛林中遭受排挤与在社会上深受敬重和欢迎的巨大反差。
武汉弘法活动的巨大成功，使他仿佛又回到了接管净慈寺前的觉社弘法生涯。
觉社时期创设佛教大学部的愿望又重新生起。
武汉讲经一个月后，即1922年1月，太虚与武汉信众“商量改进佛教，须有基本干部人才的养成”
。
[42]而武汉护法代表“李隐尘、陈元白等，鉴于大师住持净慈之叠生故障，主纯凭理想，新创养成佛教人才之学校。
大师乃提出佛学院计划;柬请武汉政商各界集议其事，决进行筹备”
。
[43]太虚虽然早有创办佛教大学的宏愿，并进行了多次艰难的尝试，但都没有离开过他多年住法、弘法的中心——江浙地区，因此，在武汉创办佛学院，对他来说确实有些偶然。
但是，太虚对武汉并不陌生。
他自从在上海开办觉社以来，积极推动全国各地的社会弘法和各种讲经活动，深受全国佛教界的敬重和欢迎，武汉佛教界也早闻其名，并深为仰慕。
1919年10月，李隐尘、陈元白听说太虚在北京讲经，特从汉口来京听讲。
1920年5月，受武汉佛教信众的委托，陈元白的兄弟陈性白专程来杭州迎请太虚赴汉讲经。
此次太虚法师在武汉的讲经活动非常成功，受到武汉及周边地区佛教信众的普遍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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