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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与儒家文化的交会：以吴雷川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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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著名基督教史学者吴利明博士曾经说过：“吴雷川是燕京大学的第一位中国人校长（1929—1933），也是中国基督教在思想上的一位领袖人物。
他所写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吴耀宗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可以说是最能代表中国神学思想的三本书。”
[1]这实际上就是说，吴雷川与赵紫宸和吴耀宗是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三位基督教神学思想家。
在这三位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家中，吴雷川又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直接接受过西方化的基督教神学的训练，也就是说，他从来就没有过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基督教的经验，他所理解的基督教纯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因此，吴雷川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本土化色彩极其浓厚。
关于吴雷川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本土化特色的研究，国内外已经有了若干重要成果，特别是西方和海外学者，如美国的PhilipWest、已故的香港吴利明博士和年青一代的朱兴然和温司卡等人的研究成果[2]，对吴雷川生平与思想的研究，有相当的贡献。
但是，已有的研究仍然有一种令人不能满足的感觉。
[3]这里之所以要以吴雷川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本土化为着眼点，正是想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本土化所独有的特色，说明基督教中国化的儒家化特征。
（一）基督教“名言至理亦无异于儒”
——吴雷川信奉基督教的思想历程
这一部分将试图说明三点：其一，吴雷川接受基督教具有极其深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使命感；其二，吴雷川所接受的基督教是经过儒学化的；其三，吴雷川对基督教的接受带了强烈的实践理性色彩。
也就是说，吴雷川所接受的基督教教义文本和对这种文本的接受方式，都是非常中国本土化的。
吴雷川晚年自述其信仰基督教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初，即神秘信仰阶段，因受教会传说的束缚，对基督教夹杂着一些神秘的企望；第二个阶段，新文化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后，信心受到极大震**，随即将神秘的和形式的观念完全打破，唯以耶稣的人格为中心，并以为基督教所指示的个人修养方法与儒家十分接近，从而进到个人福音阶段；最终，即30年代开始，他确认基督教不只是个人的福音，更是社会的福音，从而进入到后期所信仰社会福音阶段。
[4]
吴雷川曾自述当初他之所以能够信仰基督教，既有他从小与母亲朝夕相处所受母亲“敦厚慈祥、富于忍耐性”
品德的影响，又有他读了一些有益的书而养成服务社会之志业的因素，同时还强调他当时虽然在教育部谋得一不错的差事，但是总觉得人生如此下去，不过是随波逐流，长此以往，感觉“实在没有价值，总当修养自己，并且多做有益于人的事，方对得住我的母亲。
当时又觉得，如果在儒教中寻求方法，甚是繁难而不得要领，——这自然是我对于儒教并没有用心研究的缘故，——心里常为此事而不得愉快。
因此，一遇见了基督教，窥见它的教义博大，就切望它能使我内心得着平安。
这就是我信基督教的动机”
。
[5]这里说没有对儒教进行深入的研究，显然是自谦或开脱之辞。
因为，他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中唯一进士出身，且当过清王朝的翰林之人，对儒家思想的了解并非一般士大夫所能企及。
但这话确实也反映出当时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他也因此而不得不求助于“教义博大”
的基督教。
事实上，吴雷川于民国四年接受基督教时，已经四十五周岁了。
这也就是说，吴雷川接受基督教时，已经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
而赵紫宸、徐宝谦和吴耀宗等其他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们，大都是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基督教，他们虽然也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但是，毕竟他们还年轻，可塑性比较大。
况且，赵紫宸们后来都相继到国外留学，甚至专门学习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这就使得他们较少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多地直接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熏陶。
[6]吴雷川则恰好相反。
吴雷川从未出过国，不懂外文，这就使他对圣经和基督教神学的理解，完全是间接的和中国式的。
这也是吴雷川终身引以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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