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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在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五年后的一篇文章中所说：“这五年中间，我对于基督教的道理，不断的研究，只因为道理本来很深，我既不懂外国文，不能看欧美各国出版的书籍，仅仅抱着译成汉文的新旧两约，反复观看，虽然译本已经过多少次修改，终未必能与原文吻合，至于各种参考书，就是已经译成汉文的，我也没有完全看过。
所以在道上不能多有所得。”
[7]吴雷川只能如此间接地获悉基督教福音，这在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中，可谓独一无二了。
因此，他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不必像受西学和西方正统基督教文化和神学熏陶的人那样恪守教条和教会遗传规制的影响，而能够更自由地阐释对基督教教义的独特理解，以致往往不拘一格：“我常盼望我的知识，能随着世界进化，也能就着现世界的情势，与圣经上所说的事理，互相印证。
凡是前人陈旧的解释，与现在社会不相合的，一切都不拘守。
这或者可说是我内心所用的方法。”
[8]
不过，吴雷川这种不拘一格的基督教教义诠释，并没有抛弃他自身固有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
包括赵紫宸、徐宝谦、吴耀宗和韦卓民等人在内的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几乎都是从儒学折入基督教神学的，吴雷川当然也没有例外。
他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和接受，有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文化背景。
吴雷川上面所提到的不拘一格的圣经解读方法，除了依傍于他所处的社会的情势，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感，更依傍于他所具有的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从而也表现出鲜明的中国化（特别是儒学化）色彩。
他当初接触《圣经》时，多半是从儒家的观念来看待基督教的。
在他看来，《圣经》“文字浅显，远逊佛典，即名言至理，亦无甚异于儒。
又以为如采取孔子之言行，汇编一册，亦如基督教之随地宣讲，即孔道之广被吾国，当亦易事”
。
[9]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发现基督教的《圣经》中有大量与孔子儒家思想相类似的言行，他很难接受基督教。
有西方学者说，当初司徒雷登之所以选择吴雷川做燕京大学的校长，正是考虑他不懂外文和西方文化，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高威望这一特点，因为这样有关与西方的事务，就全部为西人所掌管和控制。
[10]这表面上看来只是减少了吴雷川与西方的复杂关系，实际上不仅驾空了吴雷川的校长管辖权，而且使吴雷川减少了与西人的接触，疏离了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而使他对圣经和基督教神学的理解更多地只能局限于中国的思维方式之中。
吴雷川的基督教信仰的实践理性特色，不仅体现于他从接受基督教教义开始时起，就主要是从儒家的实践理性思想来认同基督教，也体现于他自觉反思非基督教人士的批评，勇于破除基督教教会对教义解说的教条化、迷信化和教会规制与礼仪等传统的束缚。
他加入基督教会后发现，当时比较流行和最有力的宣教，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救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信靠他才能得救。”
这句话也就是当时基督教会关于信仰的中心问题。
吴雷川对这种解释很难苟同，倒是觉得“人类之所以犯罪，是由于自私，而耶稣舍己为人的模范，正是教人不要自私，不自私便是拔去罪恶的根株，便可得救”
这种假定的解答更让人信服。
[11]也就是说，不能等着靠耶稣来救助，而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救助。
耶稣只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随着五四运动科学浪潮的兴起和反基督教运动的蓬勃开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受到了怀疑和沉重打击。
身为基督教徒和有相当威望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吴雷川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基督教的论说，“不能不重新考虑我所信仰的根据”
。
他博览群书，从反基督教和维护基督教两种不同的言论中，寻找基督教在中国存在的根据。
正如他自己所说：
大致经过一二年之久，我才认定：所有教会遗传的信条与解说都未可尽信，教会的规制与礼仪也不必重视，但耶稣的人格实在足以为我们做标准，他的所言所行，实在非常人智力所能及。
所以我们还是就应当崇拜他、信仰他。
……同时，我以为：上帝就是和真理、大自然、最高的原则相等的一种名称。
所谓上帝能治理管辖我们，就如同说：人类必须与大自然适应，不能与真理或最高的原则相违反。
至于祈祷，我以为就是默想真理，和儒家的存养省察，同是一种修养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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