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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投资都有收益率大小的问题，如果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力投资的收益率，那么就可以从实践的角度说明教育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萨柯罗波洛斯的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平均收益率高于实物资本的收益率，而在更发达的国家，情况则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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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教育投资时，还要对教育的形式和层次做出选择，以便使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达到最大值。
比如，在工业化国家，大学教育的成本可能是小学教育成本的2倍或3倍，但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这种成本差距可能高达50∶1，甚至100∶1。
在证明将大量社会稀有资源用于扩大大学招生人数是否明智之前，必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世界银行委托一些专家对44个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进行估算和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
①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私人的）是所有教育层次中最高的。
②私人收益率超过了社会收益率，在高等教育中更是如此。
③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所有收益率高于它们资本的机会成本，通常为所获收益的10%。
④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收益率高于先进国家的相应收益。
⑤在所研究的22个发展中国家中，初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大大高于中等和高等教育，它们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27%、16%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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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决策的意义是显然的。
首先，教育作为私人投资和社会投资都是有利可图的；其次，应当把初等教育投资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当然，应当与其他层次的教育投资保持均衡）；最后，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巨大差别，表明了由受教育者负担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成本的政策是合理的。
三、教育与劳动生产率
教育水平是否影响劳动生产率是教育经济研究的重大课题。
人力资本理论的批评者断言：教育有可能鉴别工人的生产能力，而不一定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
如果教育没有直接提高工人的技能和生产能力，那么教育可能是一种有利可图的私人投资，但社会从中获得的利益很少。
“筛选理论”
强**育的信息本质，指出教育文凭是雇主选择工人的主要依据，认为教育的主要经济价值就是对雇员进行筛选。
因此，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自然就小多了。
由于雇主对教育文凭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加上教育的不断扩张，从而造成“文凭膨胀”
的不良现象。
然而，还是有许多证据表明教育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教育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低收入国家的农业生产。
世界银行的有关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完成了4年小学教育，那么，其劳动生产率将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平均高出8.7%。
如果农民有能力补充投入以改善农业技术的话，那么教育的作用就会更大。
也就是说，在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环境中，教育的积极作用可能比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大得多。
有关教育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的研究较少，也没有提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证据。
因为在工业部门，教育的作用机制比较复杂，难于测量，而且有时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生产设备更新的结果，而不是由操作它的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所决定的。
教育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是通过科技的创造、更新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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