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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艺术中的生活并非生活本身,而是生活的升华形式。
什克洛夫斯基写道:“生活一旦进入诗,便已不复是生活本身了。”
[91]什克洛夫斯基在此所说的道理,似乎我们也能多少有所体验:常常有作家抱怨:当他们自以为恭恭敬敬地模仿生活再现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时,却往往被人当作虚构;相反,当他们满以为自己这是在运用艺术家的合法权利进行艺术的虚构时,却往往被人当作比真实还要真实。
艺术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点金术”
,为什么以同样的生活经验为基础,优秀作家能写出传世名作,而拙劣的写家却只能写出垃圾读物呢?这里面隐藏着一些值得人们予以深思的问题。
由此可见:艺术有其不为生活所左右的内在规律和法则。
一方面,艺术要接受生活的规范,她必须忠实于生活的趋势和真实;另一方面艺术自身也有其不可让渡的自身法则,不尊重这些法则,也就等于不承认艺术有其相对自主性。
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主张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和一定的道理。
艺术与生活相比,具有相对的自主性。
艺术一方面要反映现实生活,要忠于时代精神服从社会指令,因而其价值在于它的反映现实性和指涉客体性;另一方面艺术中艺术性的大小,又和作品的题材无关,题材的大小并不能决定作品艺术性的大小和有无。
写“猫”
的川端康成和写农民起义的姚雪垠并无高下之别。
然而,就在奥波亚兹们在文艺学舞台上狂飙突进、引领潮流之际,他们的同时代人和同学之一的巴赫金,却在风云际会的1918年年底,神色黯然地离开了彼得格勒,来到了涅维尔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
也是从此时起,一个后来同样在20世纪文艺学史上名标青史的思想小组,像一棵小树一般自然而然地长大成长起来。
与对文学和文学史分外入迷的奥波亚兹以及对语言及其奥秘如醉如痴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不同,涅维尔小组成员似乎更偏向于纯理论,而在其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并成为小组自然的核心的巴赫金,更是以具有深邃的哲思而见长。
巴赫金好学深思的特点既有来自祖上的遗传因子,也有后天的环境因子,更是由巴赫金本人的气质秉性所决定的。
什克洛夫斯基是外向的、好动的、富于鼓动力和煽情力的,张扬的、激进的、热情洋溢的、无论为文还是打仗都肯于拼命和勇往直前的;与其相反,巴赫金却是内向的、好静的、谦抑的、理智的和中庸的。
由此可见,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使其注定无法在彼得格勒大学缔结因缘。
但所有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们在意识层面发生对话与应答。
1919年9月13日涅维尔的《艺术日》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巴赫金的小文章《艺术与责任》。
这篇文章小得和一篇小品文或随笔相当,但它的分量却随着岁月的迁徙而日益沉重。
与什克洛夫斯基们洋洋洒洒动辄万言相反,巴赫金却四两拨千斤地以一位哲人的从容和优雅,轻轻从诸多问题里信手拈来一个问题,却不期然正好命中了奥波亚兹们的“命门”
。
和什克洛夫斯基们为了突出艺术的特殊性而急于把其与其他客体分而论之相反,巴赫金却一针见血、开门见山地直奔核心命题:“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
艺术与生活不是一个范畴,但却都是人的一种活动:艺术也是一种人的生活或人的活动。
因此艺术与生活都以人作为其主体。
虽然“艺术与生活想要相互地减轻自己的任务,取消自己的责任,因为对生活不承担责任时较为容易创作,而不必考虑艺术时则较为容易生活”
。
但作为艺术与生活这两个范畴之主体的人却不能忽视自己对生活所承担的责任,应对自己的艺术对于生活所承担的责任而负责。
但什克洛夫斯基信誓旦旦地宣称:“艺术永远独立于生活,在它的色彩中永远也不会反映城堡上空飘扬的旗帜的颜色”
时,他是那么坚信:艺术和生活是两个范畴,艺术不必对生活承担任何许诺;而巴赫金却告诫他:不,老同学,艺术与生活都具有属人的性质,它们都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因此,作为主体的人时刻不能忘记自己对艺术与生活所承担的责任,那就是“应分”
(должествование)。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当巴赫金代表哲学向奥波亚兹们提出应战之时,他其实也是在代表整个俄国宗教哲学界发言。
巴赫金身后自有一种深厚的传统,那是眼睛只关注于艺术形式特征的什克洛夫斯基们所看不到的。
俄国宗教哲学从其最初产生起,就具备一些西方哲学所不具备的特征。
在俄国不仅文学与哲学相融被视为一种必然,而且,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伦理学交融也被视为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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