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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像西方人那样对各类学科条分缕析，把不同学科划分得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是不可能的。
在俄国所有的一切都是混成整一的。
俄国宗教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哲学与伦理学的统一。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泛道德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哲学。
在俄国离开和脱离人、人的存在、人的世界观、人的命运和历史道路来侈谈哲学不啻为一种虚幻的奢望。
“白银时代”
俄国宗教哲学在19世纪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和新时代第一位揭幕人弗·索洛维约夫，毕生致力于他的万物统一论哲学体系的建构，而他的这一体系（差不多是俄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和系统的理论学说）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力图把哲学、宗教、文学与伦理学统一在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体系内。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巴赫金其实是在代表“白银时代”
思想文化界对奥波亚兹们发言。
此时的巴赫金的立场，既不同于形式主义者即奥波亚兹们的立场，也不同于当时盛行其道的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那种忽视作品的审美价值而过分关注作品的阶层、阶级和党派特点的倾向。
[92]此期以梅德韦杰夫名义出版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可以认为即代表了以巴赫金为首的涅维尔小组的学术立场和基本观点。
巴赫金们认为，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们漠视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横亘的中间环节，而“一下子跳过两个环节，企图直接在社会经济环境中去了解作品，把它假设为意识形态创作的唯一的东西，而不是去确定它在社会经济环境中首先是与整个文学和整个意识形态视野在一起的，是它们的不可分割的成分”
[93]。
巴赫金指出：庸俗社会学家们“常常对意识形态环境的具体一致性、独特性和重要性估计不足，过于匆忙地和直接地从个别的意识形态现象转到生产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上去。
……认为某些从意识形态世界截取出来的作品在其孤立情况下直接决定于经济因素，就像认为在一首诗的范围内韵脚与韵脚的配置、诗节与诗节的配置是由于经济的因果关系直接起作用一样幼稚”
。
在俄国文学和俄国社会思想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人们普遍把一些曾经介入思想文化大论战中的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如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也当作俄国社会思想史上某种思潮的实体性代表人物来加以论述。
这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俄罗斯特有的文化现象。
针对这一点，巴赫金-梅德韦杰夫指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决不能把那些直接从某种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第二次反映得出的结论应用于相应时代的社会现象。”
这也就告诉我们，文学形象作为生活的反映，它来自生活，反映生活，但我们却绝不可以根据文学形象的模式去套现实生活，因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例如取自小说结构之外的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绝对不是社会的典型（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而只是这个社会典型的意识形态的折射。
根据科学的社会经济史对他的界定，巴扎罗夫在他的实际存在中根本不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是平民知识分子在一定社会集团（在屠格涅夫笔下是自由派贵族集团）的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的折射。
平民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形态要素，基本上是伦理学兼心理学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哲学的”
[94]。
巴赫金的这段表述对于俄国文学史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长期以来围绕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论战，相当一部分人把他当作当时平民知识分子形象的典型代表，从而犯了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以“艺术”
（一重反映）为依据来证实现实（反映对象），也就是以“诗”
证“史”
的错误。
这可以视为是对19世纪60年代的一种反思。
俄国形式主义者们虽然并不否认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但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一定程度上排除生活要素的本体论文艺学，而且只有这样的文艺学（或诗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学诗学。
在这个问题上，巴赫金和梅德韦杰夫对他们是足够公道的。
巴赫金们写道：“其实，形式主义者从未否定这些因素（即指外在的社会因素——笔者）的作用，如果说有时也曾否定过的话，那也只是在激烈论战时才这样做。”
接下来，巴赫金-梅德韦杰夫列举了可能对文学发生干预作用的外在因素：“丹特士的子弹过早地终止了普希金的文学活动，否定这一点是可笑的。
不考虑尼古拉一世的书刊检查和宪兵第三厅在我国文学中的意义，那是幼稚的。
谁也没有否定外在的经济条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形式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完全不否定外在因素对文学的实际发生的影响，但是，形式主义否定而且也应该否定外在因素是文学的本质意义及其直接影响文学的内部本性的能力……
总而言之，形式主义不能承认对文学起作用的外在的社会因素可以成为文学本身的内在因素，成为其内在发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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