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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歌的区别，更多地应在支配它们的不同原则中去寻找，也就是说，它们是按照不同的“元语言”
建构和编码而成的。
在这个问题上，雅各布逊在《语言的两极》中提出的“聚合轴”
和“组合轴”
两极学说，无疑给洛特曼以深刻的启发。
这是他的分析理论由以出发的一个理论原创点。
洛特曼结构诗学诗学分析的要旨，和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一致之处在于，它们都以解析诗歌文本的潜在深层结构为对象，致力于揭示诗歌文本生产的内外在要素的整合和结构原则。
任何特定的诗歌文本都是在文学创作的长河的某一个时段产生的，也就是说，诗歌文本的创作是在内外要素的结合域中，通过文学史发展的内外在规律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诗歌文本的纵聚合轴和横组合轴，既是诗歌文本内部构造的法则，也是诗歌文本的构造（互文、对话）的外部法则。
这一分析原则常常能引导分析者在文本内外自由穿越和出入，从而深化对诗歌文本的解析深度。
诗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结构中，所有语义系统都在同时发挥着功能，形成一个复杂的相互之间的“游戏”
。
艺术文本的这一特点是巴赫金富于洞察力地予以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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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俄国结构诗学代表人物的观点，诗歌是一种具有自我组合能力的话语系统，或者也可以用特尼亚诺夫的说法，是个格式塔。
这个格式塔或话语系统的性质取决于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即主导特征。
那么，诗歌的主导特征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诗的主导特征如果与散文比，似乎应该是“诗即语词的用法”
了。
但深入再想一想，语词的用法似乎也还不足以定义什么是诗，什么是散文。
常有些特殊用法，是作为文学文本的诗歌散文共同使用的。
从符号的分析来看，它的所指即内涵层面属于内容方面，而声音和图形是其表达形式。
但在诗歌这种特殊文体中，符号的形式层面往往恰好正是它的内容的一部分。
换言之，即诗歌的形式同时也就是诗歌的内容，二者绝不可断然分开。
这里，我们姑且先不讨论符号的图形层面，先就符号的音响作一个讨论。
俄国结构诗学代表人物大都强调诗歌是一种语音组织化文本，语音织体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
根据最一般的见解和常识，诗歌的首要特征，似乎应该是韵律了。
然而，古今中外都有一种不押韵的素体诗，那又当作何而论呢？那么，诗歌的特征在于分行排列形式了？仔细想想也不对。
有些好的散文，即使不分行排列，也诗意盎然，如屠格涅夫《散文诗》、鲁迅的《野草》。
马雅可夫斯基的“梯形诗”
并非诗人刻意而为，而是诗人为了标志朗诵时的语气句读而写在笔记本上的草稿。
后来的编辑无法酌定，只好依照原样排版。
所以，正如钱钟书所言：“散文虽不押韵脚，亦自有宫商清浊；后世论文愈精，遂注意及之，桐城家言所标‘因声求气’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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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是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外在形式，但常常也与诗歌的内容密不可分，甚至在某些场合下，语音表现形式就是诗歌的内容本身。
许多诗人讲述他们诗歌写作过程，说诗歌最初不是以逻辑和语义形式，而是以语音节奏模型的形式出现在大脑之中。
诗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语音模式具有很大的依赖性。
音乐性因而成为诗歌赖以传达诗意并感人的重要媒介。
中外诗歌大量优秀诗作，都是语音和内容紧密结合，内容与形式水乳交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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