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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卡洛夫斯基出身于捷克南部。
191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比较语言学和捷克语文学专业学习。
从1929年起，执掌布拉格卡尔洛大学美学教鞭，同时兼任勃拉基斯拉夫大学美学教授之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穆卡洛夫斯基担任卡尔洛大学校长，从1952年起成为新组建的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1951～1962年任捷克文学院院长。
穆卡洛夫斯基的著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即使今天也不失其迫切意义和论战性质。
晚年穆卡洛夫斯基在政治形势的左右下被迫摇摆不定，时而想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时而又痛斥结构主义是“最为危险的唯心主义”
。
他是“一流的理论家和文本分析家”
。
[17]
穆卡洛夫斯基美学思想的形成受到过3方面的影响。
一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
和他一样，同样也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术传人的洛特曼指出：“正是应当把穆卡洛夫斯基著作所固有的总是想要揭示看似相互对立的范畴的生动的相互转化，总是想要在相互对立的性质中看到统一性，而从统一性中看出不同倾向之间的斗争这些特点，与伟大的德国辩证法相互联系起来。”
对于苏联塔尔图学派代表人物洛特曼而言，捷克布拉格学派不愧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学术传人。
他是这么说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美学学说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是与奥波亚兹的思想相关联的。
这种影响力，比方说，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命题》中就可以清晰地令人感觉得到。”
[18]对于后发性主体论文艺学的研究中心之一的布拉格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穆卡洛夫斯基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文艺学，首先是什克洛夫斯基、特尼亚诺夫、艾亨鲍姆、托马舍夫斯基，以及同时既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也与捷克学术界有联系的特鲁别茨科依、雅各布逊、博加特廖夫的著作，都对他们产生过巨大影响。
例如，1928年2月7日，穆卡洛夫斯基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例会上朗读了托马舍夫斯基向大会提交的报告（用法语）《论历史文学研究中的俄国新学派》，后来用捷克语公开发表。
同一时期（1927～1929）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了一系列苏联文艺学家的著作，其中多数与奥波亚兹有着良好的关系。
他们对穆卡洛夫斯基早期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洛特曼还指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俄国形式主义和（稍晚一些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后者在许多方面比前者更加直率地在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下探索建设一个新国家的途径。”
“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二者都是作为活跃的演员出现在文化舞台上的，二者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十月革命后时期形成的新社会的积极参加者。”
[19]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把政治文化因素也作为重要的文化发展机制问题予以指出，这体现了这位符号学在苏联的代表人物的历史眼光。
的确，从20世纪之交到目前这个世纪之交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的发展（文艺学是其中一个部门）处处离不开政治因素的制约。
想要抛弃政治不啻于想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当然，这两个流派所处的具体的政治环境，也有助于说明它们的特点是由何种原因制约的。
在洛特曼眼里，捷克布拉格学派并非仅仅只是奥波亚兹的传人，事实上他们也有自己的建树，也对世界文艺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是文艺学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一个环节，是绝不可以予以忽略的。
他指出：“在其语言学家行列里不乏世界级名家的布拉格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十分优越的地位。
正是布拉格学派才善于实施对形式主义的结构性批判，从而不自觉地证实了尤·尼·特尼亚诺夫关于在文化领域里没有比直接继承人更危险的批判者了这一论点。”
[20]特尼亚诺夫的观点是：在文学的传承系列里，直线传承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曲线传承，即不是从父亲传给儿子，而是从爷爷传给孙子，或从叔父传给侄子。
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还将讨论。
作为形式主义的学术传人，洛特曼对于穆卡洛夫斯基所隶属的捷克布拉格学派的优劣长短，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运动中的结构主义分支的状况、来源和特点，也有自己独特的评论和看法。
洛特曼指出，奥波亚兹内部的这一分支的学术理念，来自于日内瓦。
日内瓦语言学学派及其奠基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思想构成了研究艺术的符号学方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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