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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把个体建构为认为自己在自由地服从现存秩序的主体，从而确保现存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变动、消失的是个别的、具体的、各个理论家创造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一般则是存在于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代，从而保证当下主体的主体性得以建构。
2.后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理论的继承和发挥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后来的研究者打开了一片崭新的视阈。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的功能的确认——关于主体建构的思想更是风靡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界。
但那种企图用理论超越现实的态度使其批判失去了实践指向。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理论中特别强调话语的首要地位，这一点，成为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的理论前提。
在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阿尔都塞对话语的强调被发挥到极致，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完全被话语的表述取代，把社会存在消解为话语，认为话语建构社会，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和矛盾，都是话语建构的，不存在话语之外的主体，不存在固定的身份、根本的利益、必然的矛盾、必然的联系。
其中的代表拉克劳否定经济的决定作用，强调社会形态整体结构中，每一个环节所起的作用都是本质的，其演变和转化不是由外部条件引起的，而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并不是由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强调了组成因素的个别性和差异性。
阿尔都塞认为在人的一生中，意识形态如影随形，不管你能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就在那里。
关于这一点，齐泽克在秉承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理论的基础上扩展了意识形态的范畴，把它延伸到社会意识和文化现象方面，解决了主体缺乏自主意识这一缺憾。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个随着历史境遇改变而逐步深化的过程，影响领域广阔，影响意义深远，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一直与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一理论洞见有关。
后马克思主义者延续了前人的思想传统，站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一切秩序体制之上，他们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传统，以消解和解构以往被奉为核心的阶级概念以及一切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的必然性观念，因此，无论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还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理论都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新霸权理论的直接来源。
[1]葛兰西：《狱中札记》，2～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23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询唤”
一词来自于法国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
“询唤”
是社会机器为具体个人提供一个位置的过程，即“意识形态‘表演’或‘起作用’的方式是，它从个体（将他们全都进行转换）中‘征召’主体，或者通过我称作‘询唤’或招呼的准确操作将个体‘转换’成主体，这可以从每天最常见的警察的招呼：‘喂，你别动！
’中想像出来”
。
参见《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图绘意识形态》，齐泽克、阿多尔诺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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