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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指资本主义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世界体系中工业、农业、金融、商业、服务业、劳动关系以及政治结构等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状况,它显著地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二元结构。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和垄断世界市场,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区和发达国家商品的倾销区,被边缘化和殖民化。
这种不平衡性发展的生态后果是边缘地区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掠夺、破坏引起的衰竭,以及中心地区大工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把自然界当做了它们排泄废弃物的污水池。
发展的联合性是指资本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把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在社会、经济或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形式联合起来,使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并存。
资本主义工业导致的城市化进程驱使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向发达国家迁移,为大城市和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造成饮食、交通、居住、教育等多方面的重大压力,破坏了城市的生态平衡,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土地荒芜和生态恶化。
另外在这种混合的社会生活形式中,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将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和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低端工业化区。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与联合性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如奥康纳指出的:“当资本的不平衡发展和联合的发展实现了自身联合的时候,工业化地区的超污染现象与原料供应地区的土地和资源的破坏现象之间就会构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6]二者的共同作用严重破坏了生产的自然条件、社会公共条件和个人健康条件,造成自然资源的严重短缺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危机。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追逐利润的贪婪本质,将自然和人类拖入毁灭的深渊,奥康纳深刻地指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
[7]
格伦德曼对生态危机原因的揭示与高兹和奥康纳不同,他认为生态危机与社会制度并无直接的、内在的关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扩张并不是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避免生态问题,并且在处理生态问题上并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
传统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似不足以解释生态问题的根源。
格伦德曼也不同意一般生态主义者把生态问题归因于人类为了自身利益无限地掠夺和支配自然的人类中心论观点。
他认为生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类中心论——因为人类中心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不可避免的起点和评价标准——而是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是否合理。
他认为传统唯物史观的阐释和一般生态主义理论都没有准确把握“人类中心”
与“支配自然”
的真正内涵。
格伦德曼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做了人类中心论的阐释,突出强调了马克思“支配自然”
的思想,指出马克思思想中对自然的支配(domination)概念意味着人类在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基础上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自觉控制,它不等于对自然的统治(master)即类似于主人对奴隶那样的掠夺、盘剥和绝对的支配。
格伦德曼据此认为生态问题并非由于人类支配自然造成的,反而是由于没有能够根据自然规律实现对自然充分合理地支配的结果,他指出:“生态问题的责任不在于‘支配自然’,事实上恰恰相反,生态问题的产生表明了这种支配的缺失。”
[8]格伦德曼实质上把当代生态危机归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人类对自然错误的支配观念和支配方式,回避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间的关系。
(二)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高兹与奥康纳生态观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把科学技术看做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工具,认为科学技术也是造成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因,但他们对科学技术性质的认识有所不同。
高兹明确反对科学技术中性论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技术不能独立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被融合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被打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高兹从马克思的异化观点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而科学技术是资产阶级实现对工人阶级和社会大众实现控制的重要工具。
高兹认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既是生产技术,也是统治技术。
资产阶级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提高劳动效率、推进资本的迅速积累和集中,攫取最大利润。
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机器逐渐取代工人的活劳动,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高,工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越少,越来越从属于机器和技术体制,沦为机器的奴隶。
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更使工人的传统技能丧失价值,科技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以工人的劳动异化以及大量工人的失业为代价的。
高兹认为虽然科学技术本身不具有等级性,但资产阶级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强制实行劳动分工,对生产过程和工人进行集中管理,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和等级分化,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国际分工发展,劳动分工进一步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和决策集权化,使工人进一步被分化和孤立,依赖于资本主义技术和管理体制。
统治阶级中出现了技术官僚阶层,科技雇员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中的特殊阶层,一方面受制于资本家;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因其对生产技术的掌握和控制对普通劳动者具有支配地位,帮助资本家创造剥削奴役工人的技术手段,成为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上的代理人。
高兹认为科技雇员与普通劳动者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等级关系,不能把他们归于工人阶级,他将这一阶层称为“神秘化的工人”
。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本质决定了它不会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而是利用普通民众科学专业知识的缺乏,借科学的名义选择最能保持自己垄断地位的技术,而不是必要的最有效的技术,他指出:“资本主义只致力于发展一些与其发展逻辑和继续统治的需要相一致的技术,而要消除那些不能强化现存社会关系的技术,哪怕这些技术对其所宣称的目标也具有较多的合理性。
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关系已经铭刻在由资本主义给予我们的技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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