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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规定：制度系统和解释系统的变化在什么样的结构内是可能的；现有的生产能力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能够被社会所利用，以及人们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一个社会的系统复合性能够提高到多大程度。
在说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时候，我们必须说明新的组织原则的制度的核心……社会进化，只有当它既在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中，在当时具有的学习水平上（直到这种学习水平用尽了自己的可能性），又在那种能够导致新的学习水平的进化的推动下完成时，才有两个阶段。
一个社会，当它接受它所拥有的控制能力无力应付进化向它提出的挑战，并且通过个人的（和世界观中早已隐隐约约拥有的）革新能力的充分利用和制度化来对付这些挑战时，它才能建设性地进行学习。”
[12]
哈贝马斯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单纯的生产方式形态，而是一种复合性的体制即社会一体化形式，是生活世界关于价值和规范的统一性的形态。
因而，社会发展的表现形式也就不能单纯地看做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应该理解为是社会一体化的形式转换；社会的传承也不应仅看做是生产力的传承，而应看做是整个生活世界的传承，其中包括道德观、实践知识、交往行动等方面的学习过程。
由此出发，哈贝马斯把社会运动理解成为学习过程。
他认为，学习机制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一方面推动了作为目的理性行为的生产行为或劳动的合理化过程，即体系的进化过程；另一方面推动了作为交往行为的道德—实践活动的合理化过程，也就是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
所以，就应该“把社会运动理解成为学习过程——借助于学习过程，潜在的合理结构可以转化为社会实践，以至于这些合理结构最终在制度上体现出来”
。
[13]这样，哈贝马斯最终将社会进化的动力归因于学习机制。
对于“学习机制”
的两个表现方面：技术—知识领域的学习和道德—实践意识领域的学习，哈贝马斯认为，道德—实践意识的学习机制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
他指出，“富有进化成就的学习过程，不仅出现在认识的工具的领域内，而且也出现在相互作用的领域中；在道德—实践知识的领域中，社会制度系统（Iem）的基础设施直接受到了这些学习过程的触动。”
[14]他还指出，“（人类）物种所学习的，不仅是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性的有用知识，而且包括对相互作用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道德—实践意识。
交往行为规则确实对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领域内的变化做出了反应、并推动了后者，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遵循着自己的逻辑”
。
[15]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技术上可运用的知识的使用；一个社会的基本设施和制度体现了道德的、实践的知识。
技术—知识领域的学习和道德—实践意识领域的学习是社会进化不可缺少的动力，但是后者比前者更为根本。
哈贝马斯把道德—实践意识领域的学习机制看做是社会进化的“起搏器”
。
他认为人在道德—实践领域内的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能力，反映在世界观中形成为道德意识和法的观念，这个领域的学习过程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
这是因为，社会群体和个体所具有的意识结构和知识储备包括两类：一类是作为经验的技术知识，另一类是作为道德—实践意识的知识。
前者只能增进工具和技术的进步，而后者则决定了个体和群体的控制能力和社会变革能力的提高和发展。
因为集体具有的意识结构和知识储备是一种能够被社会所使用的认识的潜在力量。
而且，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实施，需要的是道德—实践意识的知识，而不是技术上能够使用的知识。
因为道德—实践知识能把人置于自觉地解决与道德冲突相关的行为冲突的绝对律令之下，成为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稳定性的指示器。
同时，道德—实践知识还具有传播能力和使制度发生变化的能力，因而能够被社会加以利用，并最终被纳入社会组织系统，形成社会的一体化，从而使新的生产力得到利用和发展。
所以，“对社会进化来说，道德—实践意识领域中的学习过程，具有起搏器的功能”
。
[16]这种“起搏器”
作用贯穿于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
由此，哈贝马斯得出结论：社会之所以会进化，源于技术—知识领域和道德—实践意识领域的“学习机制”
的变化。
“学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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