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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城市空间的精神地图，进而确定自己的方位。
詹姆逊对这一概念的认同主要在于它恰当地表现了自己方法论的特点即总体性的辩证法，如他指出的：“我对该书的利用是象征性的，因为林希探讨的城市空间的精神地图可以外推到以各种篡改了的形式存留在我们大家头脑里的关于社会和全球总体性的精神地图。”
[41]认知测绘强调的是根据对具体区域的直接感知，形成对整个空间的总体性意象，测定总体结构与个体位置的关系，对历史与社会总体的测定是其基本的理论旨趣，因此詹姆逊强调：“认知测绘的规划显然随着将被测绘的某一（不可能再现的、想象的）全球社会总体的观念而兴起或衰亡。”
[42]詹姆逊对历史和社会总体性的测绘体现了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以及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释学等现代思潮的融合与重构，反映了其方法论的基本特点。
詹姆逊的认知测绘主要是通过对当代文化的辩证阐释实现的，他认为历史与社会的总体性是缺场的、无法被直接感知与反映的，它们只能通过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文本体现出来，因此对总体性的把握只能通过对文本的阐释来实现。
詹姆逊运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认为文本作为一种历史叙事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与规定，都显现为一定的意识形态可接受的形式，而其内在包含着被意识形态压抑的原初信息、原始经验，詹姆逊称之为政治无意识。
他认为政治无意识是所有文本的基本要素，是文学作品的元叙事，他指出：“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思考。”
[43]政治无意识是被压抑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乌托邦欲望，是对总体性的渴望。
詹姆逊赋予乌托邦新的意义，它不再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空想，而在于使我们认识到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时的无能为力，揭示我们被困在一个意识形态的制度中。
因此它是对现实局限性的清醒批判的政治视角和政治计划，是变革现实的政治实践的前提。
詹姆逊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是文本的基本构成要素，它们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意识形态以显文本的形态存在，而乌托邦以潜文本的形态存在，意识形态对乌托邦欲望造成一定的压抑和掩盖，但乌托邦又只能通过意识形态显示出来，二者相互依存，又具有内在的张力，推动文本形式与结构的不断变化发展。
辩证阐释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文本表面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揭示并释放被压抑的乌托邦的欲望，显示被掩盖的真相，使我们看到总体的历史。
因此一种辩证的阐释和文化必须用总体化和历史化的方法祛除意识形态幻象，恢复被压抑和歪曲的原始信息和原始经验。
詹姆逊的辩证阐释方法利用了当代结构主义、解释学、符号学的许多因素，同时也吸取和阐发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相关内容，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作了积极的肯定，认为相对于西方历史主义等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方法，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文化现象的阐释具有绝对的优势，他指出：“我在此提出的观点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在哲学上符合逻辑的、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信服的解决上述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充分说明文化过去的本质神秘性……”
[44]他特别强调了马克思辩证法的重要价值，指出：“辩证法最重要的哲学功能就是它能够协调我们对之缺乏充分思考的历史的两副面孔或方面：即同时出现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在这种状态下，事物既可以改变又保持统一，既能够经受最令人吃惊的变化和扩张，同时仍构成一些基本和持续的结构的运转。”
[45]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他形成自己的辩证阐释方法的重要思想资源。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锋芒就在于打破了抽象思维用概念代替现实客体对世界的颠倒的解释，用辩证思维将人们从僵化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进入对于现实自身的一种新的、生动的领悟中去。
它不局限于对概念体系的逻辑推演，而且把概念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考察它们存在的历史情境及其与社会发展间的逻辑联系，把历史纳入文化批评的视野，他指出：“辩证思维具有双重历史性：不仅它进行运作的那些现象具有历史性质，而且它还必须放开那些用以理解这些现象的概念，将后者的静止不变解释为他们自己有权存在的历史现象。”
[46]詹姆逊认为辩证思维在结构上是自我意识的，不仅思考一定层面的特定客体而且与此同时考察自己的思维过程。
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意识的辩证思维与黑格尔式的自我意识具有本质区别，对于黑格尔，这种自我意识只涉及符合逻辑的纯粹理性范畴；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自我意识关注主体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其所处的阶级地位对认识的影响，简言之，是认识一切思维的意识形态性和历史境遇性，詹姆逊指出：“自我意识并不意味着内省，而且辩证思维也绝不是个人的思维，而是某种类型的材料本身上升为意识的一种方式。
这种材料不仅是我们思想的客体，也是由那个特定客体的内在性质所提出的一系列精神活动。
因此，辩证思维不仅是思维的平方，不仅是对于事先存在的思维所进行的思维，而且也是前者的实现，是在一种尚待描述的意义上对前者的认识和消除。
因为，它在哪种程度上将旧的思想活动或者问题的解决置于更大的语境之中，它就在哪种程度上将问题本身改变成一种解决，不再试图按照自己的条件正面解决困境，而是把困境本身理解成潜在于提出问题方式中的深刻矛盾的标志。”
[47]因此，詹姆逊认为在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包含着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阐释学，乌托邦是肯定阐释学，它们是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相互补充、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分析，在对实际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中，应与马克思主义的肯定解释学或对相同的意识形态文化文本的乌托邦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
[48]詹姆逊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阐释强调总体性视角，要通过分析与批评实现从局部到整体，又从整体到局部的双重辩证运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全部运动，正是由表层到基础现实，从一种表面自主的客体到这客体证明是其一部分或接合部的更大基础的这样一种运动。”
[49]因此，辩证阐释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揭示由其总体特征所决定的内在形式。
詹姆逊运用辩证阐释对后现代主义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测绘，他将文化现象纳入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总体性框架，通过对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历史性分析和共时性分析对后现代主义做了界定。
他认为存在着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水平相一致的文化形态和文化逻辑，他把资本主义文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蒸汽动力和生产流水线为主要技术基础的市场资本主义阶段，与其相应的文化形式或逻辑是现实主义；第二阶段是始于19世纪末的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技术基础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形式是现代主义；第三阶段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原子能和计算机为技术基础的晚期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阶段，相应的文化形式是后现代主义。
詹姆逊进一步通过认知测绘展示了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空间特点，反映了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
他认为后现代文化是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从以语言为中心转向以视觉为中心是人类文化的一次革命性变化，引起人们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根本改变，因此对文化进行空间分析的规划是其认知测绘的主要任务。
詹姆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坐标逻辑中，测定了与其历史性发展过程相对应的特定的空间形式，他指出：“资本的三个历史阶段各自产生它特有的一个空间，尽管资本主义空间的这三个特定阶段显然比其他生产方式的空间更深刻地联系在一起。”
[50]与市场资本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化对应的是笛卡儿式的同质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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