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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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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里达、拉克劳、墨菲、齐泽克等人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观念和要素，但对其辩证法观的性质与功能我们要做全面、深入的审察与分析，才能判断其科学性与否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以对其采取正确的态度。
我们知道，唯物辩证法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统一基础上的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客观辩证法是物质世界中事物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呈现出的辩证运动和发展规律。
主观辩证法是指人类通过认识活动、运用逻辑范畴和方法呈现的辩证思维运动和发展的规律。
本质上，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如恩格斯指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
[1]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
客观辩证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独立存在的必然性形式，主观辩证法则采取观念的、逻辑的形式，是同人类的思维的自觉活动相联系的，是以概念为基础的辩证思维规律。
因此，可以简要地把主观辩证法称为概念辩证法。
但统观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观，其基本立场是否定客观辩证法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持一种解构、颠覆的态度。
德里达一方面强调所谓激进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必须继承的精神遗产，同时又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历史观、经济学说、阶级学说等基本理论作为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和总体性学说加以否定，并作为解构的对象，以与其解构主义化的所谓“好的马克思主义”
区分开来，他指出：“我们应当把这种精神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区别开来，那些精神把自己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它假定的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尤其是固定在它的‘辩证方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中），固定在它的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并因此固定在它的国家机器（谋划的或实际的：工人运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国家以及最终的集权主义的残酷性）的整个历史中。
因此，让我们只讨论‘好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解构并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文集的一种理论的——思辨的层面，而是要指向把这些文集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的机构和策略的最具体的历史联结起来的一切东西。”
[2]其中他尤其强调解构主义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与作为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如他指出的：“我们总是想一下子就把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精神——看起来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同作为本体论、哲学体系或形而上学体系的，以及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或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而且同被纳入政党、国家或是工人国际的机构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
[3]由此清晰地表明了他对唯物辩证法根本性的否定态度。
拉克劳和墨菲更为鲜明地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与核心范畴的解构态度，如他们自己宣称的：“回到（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范畴必然导致对这些范畴的解构，即置换它们可能性的一些条件，发展那些超越具有范畴应用特征的任何事情的新可能性……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
[4]他们依据后结构主义和后精神分析方法，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核心观念与原则作为本质主义、决定论和还原论加以批判和解构，他们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看做经济和技术决定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是经济决定论，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政治空间可以自我独立，他们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为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
加以批判和解构，指出：“由经济层面最终构成领导权主体的三个条件相应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基本论题：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相应于生产力中心地位这一论题；社会代表在经济层面上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化论题；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领域的历史利益所在地的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论题。
我们将要证明这三个方面是错误的。”
[5]他们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认为社会历史是充满偶然性、随机性、不确定性的建构过程，不存在什么决定力量、本质因素或客观必然规律。
在此基础上，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为其领导权理论铺平道路，他们指出：“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
[6]因此，虽然他们自称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旗手，但实际上他们的主导观念和方法是后现代哲学，并且在政治立场、思想方法上深受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影响，齐泽克也曾把他们称为新康德主义者。
新康德主义是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他们夸大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抛弃了康德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否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认为人的理性没有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但可以选择行为的善恶，社会发展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和善良意志。
新康德主义者还否定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他们把矛盾归结为形式逻辑所讲的对立，认为矛盾只存在于概念之内，否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同样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历史概念就是只发生一次的事件的概念，与普遍规律的概念在形式上是对立的。
他们强调历史中偶然的、相对的因素，把历史看做不可重复的偶然事件的集合，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人通过价值评价赋予的，而不是客观存在的。
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把新康德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用它改造马克思主义，否定唯物主义一元论，宣扬认识与意识形态多元论，否定阶级对立，鼓吹阶级调和与渐进的改良的民主路线，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性。
这些思想观念成为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观和偶然性逻辑的重要来源，实际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齐泽克同样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否定社会现象的客观实在性，如他指出的：“（我们作为）现实（体验的东西）不是‘事物本身’，它永远已经被象征机制象征化、构成和结构——而问题就在于这么一个事实，象征最终永远失败，它永远也不能成功地完全‘覆盖’真实，永远包括一部分未处理的、尚未实现的象征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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