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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此他混淆社会现实与社会意识的界限，否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别，把意识形态当做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人们看待与处理社会现象的依据，指出：“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逃避我们现实的点，而是为我们提供社会现实本身，作为对某种创伤性的、真实内核的逃避。”
[8]这是依据后精神分析方法把社会主体化、把主体心理化的结果。
他对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同样持否定态度，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对抗观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征：（1）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对抗，它在‘调停’其他各种对抗方面，在本体论上享有优先性，同时决定其他各种对抗的地位和特殊分量（阶级对抗、经济剥削）；（2）历史发展即便不能解决这个基本对抗，并以这种方式调停其他各种对抗，也会为此提供‘客观可能性’。
想想马克思主义那个著名的概括：驱使人类走入异化和阶级划分的那个逻辑，同样会为消灭异化和阶级划分创造条件。”
[9]他认为这两大特征造成马克思主义不解决全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某个特定问题的教条方法和企图通过全球革命消灭基本的社会对抗、催生透明社会的空想，而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色就是打破了这种逻辑，因此他赞同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抗观大唱反调的拉克劳和墨菲的对抗观。
右翼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处理对抗与同一、偶然与必然、肯定与否定等辩证现象时，基于自己的思想立场和理论框架，片面强调和夸大偶然性、对抗性、否定性，为自己的观点服务，没有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与揭示。
他们强调历史的偶然性，是为了否定历史必然性及历史决定论，以偶然性取代必然性，借口反本质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自我击败的事业”
，而历史的偶然性、随机性却能解释历史，使社会主义事业成功。
凯尔纳和贝斯特指出：佩里·安德森在1984年曾经批评过“后结构主义”
的话语理论倾向于彻底地摧毁因果观念，把历史和社会的确定性消解为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任何对历史和社会的可理解性、因果规则、解释机制等的诉诸都遭到拒斥，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领域之开放性和偶然性的腔调。
后结构主义理论导致了历史和社会的“随机化”
。
安德森的这一批评也完全适合于拉克劳和墨菲。
这种历史和社会的“随机化”
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格格不入的。
[10]
马克思强调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由生产力发展决定，这是不以人们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他从来没有否定历史的偶然性。
偶然性与必然性有紧密联系，甚至会转化为必然性，但偶然性毕竟是事物不稳定的发展趋势。
恩格斯在其晚年的通信中多次阐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
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于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
。
[11]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再一次强调：“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
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12]因此，历史的必然性就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偶然性决定于必然性。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并未如后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排除了偶然性”
，而是承认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作用于历史。
但在对待偶然性和必然性二者的关系上，他们与后马克思主义者迥然不同。
他们主张偶然性服从必然性，必然性决定偶然性。
许多历史事件表面看来是偶然发生的，但历史事件的背后却是必然的规律在支配着偶然事件的发生和发展。
而右翼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为了抛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惜气力夸大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把一切历史发展的事件都视为“偶然事件”
，这样做表现了他们对偶然性问题的迷误，这是一种向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唯心史观的倒退。
[13]
总体而言，拉克劳、墨菲、齐泽克等右翼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持一种基本的否定与解构态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理论中的辩证法因素只是基于其后现代哲学方法考察社会现象时对事物运动变化本性的一种不自觉的反映，是一种主观的概念辩证法。
他们认为社会领域存在由事物的差异性、对抗性否定性造成的运动和变化，否定任何既定的结构和秩序，相对于行而上学而言是一种进步，具有辨证法因素；但他们将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为语言活动或心理活动，夸大运动的偶然性，否定客观必然的运动规律的存在，最终走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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