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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恩格斯把纯粹思想领域，即逻辑与辩证法理解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唯一遗产时，他并没有考虑到，除了辩证法，逻辑范畴归根到底也是实践活动的产物。
正是列宁深刻地揭示出“逻辑的范畴与人的实践”
之间的始源性关系：“对黑格尔说来，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格。
这是对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逻辑的格把人的实践当做它自己的异在（＝绝对唯心主义），相反地，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
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24]
由此可见，用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去改造并提升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徒劳无功的，唯有引入实践唯物主义，这种改造和提升才真正变得可能。
不管人们如何用辩证法来打扮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它都不可能成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的革命集中体现在对哲学基础的改造上，而不是通过把辩证法嫁接到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基础上就可以完成的。
（四）自在之物[25]
如果说，实践作为人的感性的活动，可以被人们直接地观察到、感受到的话，那么，“自在之物”
（Dingansich）在康德的语境中却是超验的、不可知的对象。
解读自在之物的真谛乃是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家的共同课题，而他们的解读也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遗产之一。
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比同时代的其他哲学来得深刻，因为他也参与了对自在之物的解读，并最终揭示出它的秘密。
众所周知，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的概念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作为感性刺激的来源；第二，作为知性认识的界限；第三，作为实践理性，即人的意志的范导性原则。
在康德之后，费希特试图从以自我为基础的知识学出发，消除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概念；谢林和黑格尔则分别以“绝对”
和“绝对精神”
的概念取代自在之物。
对于谢林来说，“绝对”
可以通过理智直观加以把握；对于黑格尔来说，“绝对精神”
则唯有通过辩证思维才能加以把握。
不难发现，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共同点是，从传统的知识论视角出发去超越康德。
也就是说，他们的着眼点是思辨理性以及自在之物的前两个含义。
[26]
显然，这种解读方式也对恩格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出路》中，当恩格斯谈到人们从煤焦油中提炼出茜素时，这样写道：“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创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
[27]不用说，像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一样，恩格斯也忽视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的第三个含义。
其实，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既然康德把实践理性置于思辨理性之上，那么，在他那里，自在之物的第三个含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虽然叔本华不属于恩格斯语境中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但他却在理解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的本质含义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他看来，康德的自在之物也就是普遍的宇宙意志，简言之，也就是意志，在人的身上则体现为生存意志。
[28]可见，叔本华对自在之物的解读超越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的单纯知识论的视角，他把问题的答案引回到人的生存活动中。
然而，叔本华还没有真正地破解自在之物的秘密。
一方面，在康德的用语中，“实践理性”
也就是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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