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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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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分歧正在于：研究的起点表现为一切有待于解决的问题的症结或焦点之所在，而叙述的起点则是使读者易于理解有待叙述的全部内容。
一旦当我们把这两种方法区别开来的时候，就会进一步发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中提出的、关于一切知识始于经验的观点，既不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起点，也不是他的整个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而只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乃至整个批判哲学的叙述起点。
我们知道，作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序曲的《纯粹理性批判》乃是康德沉默12年的产物。
为什么康德要沉默那么长的时间？这里既有康德所研究的问题的复杂性方面的原因，又有康德为叙述方法所困扰方面的原因。
比如，康德在1777年8月20日致马库斯·赫茨的信中提到关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构思和写作一事时，曾经写道：
目前困扰着我的问题是，如何以总体上的清晰性把这些观念表达出来。
我知道，有些东西对作者本人来说似乎是非常清楚的，但却可能遭到有见解的读者的误解，只要这些读者完全从他们自己熟悉的思维习惯出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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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这里提到的实际上正是叙述方法上的困难，即如何把自己已经透彻地思考清楚的东西用读者最易接受的方式叙述出来。
后来的事实表明，康德对自己的叙述方法的担忧并不是无端之举。
《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康德曾把它寄给当时声望很高的哲学家门德尔松，但门德尔松只翻阅了几页，就把它扔到一边去了。
这表明，人们对康德的叙述方法乃至整个文体都感到无法适应。
事实上，康德已经在叙述方法上绞尽了脑汁。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他先从知识和经验的关系入手，提出先天综合判断的问题；接着叙述先验感性论、先验逻辑中的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然后叙述先验方法论。
平心而论，这样的叙述次序应当是有利于读者的理解的。
然而，正如康德本人在其书信中所屡屡指出的那样，由于他的批判哲学采用了新的思路，因此读者在理解中仍然会碰到很多困难。
毋庸讳言，按照这样的叙述方法，知识和经验问题就成了叙述的起点。
但这个叙述的起点是否同时也是研究的起点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那么，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究竟是什么呢？解铃还须系铃人。
康德在1798年9月21日致克里斯蒂安·伽尔韦的信中，曾经批评克里斯蒂安·伽尔韦曲解了他的研究的出发点，他为自己辩解说：
我的出发点不是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等的研究，而是对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世界有一个开端，世界没有一个开端等等”
的研究，直到第四个二律背反：“人是有自由的，与此相对的是，人是不自由的，唯一存在着的是自然的必然性。”
——正是这个二律背反把我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过来，驱使我转向对理性本身的批判，以便解决理性与它自身之间的诡异的矛盾这件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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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康德实际上以十分明确的口吻告诉我们，他的批判哲学的真正的研究起点并不是经验主义的问题或休谟问题，而是理性在运用知性范畴认识世界整体时必然会陷入的二律背反，特别是关于自由和自然的必然性之间的背反关系。
康德的另一封信也印证了他的批判哲学的真正的研究起点是二律背反。
在大约写于1781年5月11日的致马库斯·赫茨的信中，康德对《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在叙述上的某些不当表示遗憾，并指出：
否则，我总是会从我称之为“理性的二律背反”
的东西开始，它总是能在吸引人的篇章中被表述出来，并使读者萌生出这样的愿望，即去探寻这一争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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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康德已经意识到，如果他的批判哲学的叙述的起点是二律背反，可能会激发起读者阅读《纯粹理性批判》的兴趣，但他不愿意为了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而牺牲自己的叙述方法的科学性和严格性。
上面的论述表明，二律背反，特别是关于自由和自然的必然性之间的背反关系才是康德整个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
因为这里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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