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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涉到批判哲学中的实践理性，而“自然的必然性”
则关涉到批判哲学中的理论理性。
所以，只有这个同时关涉到两大理性的问题才能担当起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的重任，而康德自己的回忆也非常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至于经验主义或休谟的问题，由于只关涉到思辨理性或理论理性，所以至多只能成为《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起点，事实上，我们上面已经证明，它甚至连这一点也算不上，它不过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叙述起点而已。
在搞清楚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学者们会把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误解为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起点？为什么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范围内，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又会被混淆？我们认为，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学者们所持有的知识论哲学的立场。
这种立场习惯于把哲学理解为知识论或认识论，从而把康德的批判哲学曲解为单纯的认识论批判，完全忽略了它在实践理性和其他方面的贡献。
比如，梯利认为：
康德的基本问题是知识问题：什么是知识？知识如何可能？什么是人类理性的界限？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审查人类理性或对它加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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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文德尔班在叙述康德的哲学思想时，也强调：“他从所有这些基本前提出发而达到独具特色的地方是有关认识问题的错综复杂。”
[17]同样地，中国学者也习惯于从认识论和认识论批判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康德批判哲学研究的起点和本质。
如余文伟先生在《康德哲学的批评》一文中认定：“他[康德]的哲学可以说就是认识论。
什么是知识？它的可能，它的渊源，和它的对象，就成了他的中心问题了。”
[18]另一位中国学者姚璋在其《康德哲学浅说》一文中强调：“康德的哲学，是继休谟的哲学而起的。”
[19]实际上也等于把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限制在单纯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范围之内。
无数事实表明，只要学者们囿于知识论哲学的立场，他们也就只能从知识论哲学的框架中去探寻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这就必定会夸大经验主义和休谟问题在康德全部研究活动中的重要性，从而低估了批判哲学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康德是一位具有博大胸怀的哲学家，无论是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贝克莱、休谟，还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笛卡尔、莱布尼茨；无论是自然科学家牛顿，还是人文学者卢梭，都是康德研究的对象。
特别是卢梭，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康德书房里挂着的唯一的画像就是卢梭的画像；康德在散步中唯一的一次不准时是因为他读卢梭的《爱弥尔》入了迷。
康德自己也告诉我们：
我生性是一个探求者，我渴望知识，不断地要前进，有所发明才快乐。
曾有过一个时期，我相信这就是使人的生命有其真正尊严的，我就轻视无知的群众。
卢梭纠正了我。
我意想的优点消失了。
我学会了来尊重人，认为自己远不如寻常的劳动者之有用，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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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康德在道德、法律、政治和宗教领域里出版的大量论著也表明，康德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主义者。
这就表明，只有当学者们超越单纯的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视野的时候，他们才可能对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做出准确的判断。
二、康德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
如前所述，人们通常从“三大批判”
（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并把握康德批判哲学的全幅内容，而康德本人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中对知（纯粹理性）、情（审美意识）、意（实践理性）三者关系的论述，似乎也印证了这样的观点。
于是，这样的观点便成了哲学史界的定论，似乎康德的批判哲学就等于“三大批判”
。
我们之所以对这一常识性的观念表示质疑，是基于以下的理由：第一，这种见解忽略了下述重要因素，即康德批判哲学的构思、形成和发展贯穿其整个“批判时期”
，即从1770年的学位论文到1804年康德逝世为止，而“三大批判”
则出版于1781—1790年。
诚然，我们也承认，“三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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