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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不可知的。
康德这样写道：“当人们谈论一个与知识相应、因而也和知识有别的对象时，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很容易看出，这种对象必须只被作为一般等于X的某物来思考，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知识之外毕竟没有任何我们可以置于这个知识的对面与之相应的东西。”
[8]在康德看来，“自在之物”
作为X是可以被思考的，但却是无法被认识的，我们能够认识的，只是“自在之物”
向我们显现出来的现象而已。
对于康德关于“自在之物”
不可知的学说，黑格尔不无遗憾地评论道：“这样康德哲学，对于思维懒惰，便供了可以躺着休息的靠垫之用，因为一切都已经证明了，完结了。
[9]”
最后，文德尔班认为，康德把全部知识都限制在现象的范围内，强调“自在之物”
只有在实践理性中才能起到积极的范导性的作用。
这样一来，不仅割裂了人们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助长了一种浅薄的怀疑主义。
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的第一版序言中分析当时哲学研究的现状时所说的：“一种浅薄的作风，本身缺乏深思，却以自作聪明的怀疑主义和自谦理性不能认识物自体的批判主义的招牌出现，愈是空疏缺乏理念，他们的夸大虚骄的程度反而愈益增高。”
[10]在黑格尔看来，由康德的哲学革命所引发的这种哲学研究的现状必须被超越，否则，哲学就只能停留在怀疑主义的阴影中。
事实上，在康德之后的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试图超越康德，而在这些哲学家中，正是马克思，通过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根本上扬弃了康德的哲学革命的成果。
二、实践活动对“心”
的直观的扬弃
无论是康德哲学的研究者，还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都不经意地忽略了马克思在一段重要的论述中对他自己的哲学和康德的哲学之间的本质关系的阐述。
这段论述见诸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
它是这样表述出来的：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11]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段话是阐明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康德哲学革命关系的总纲。
在这段极为重要的论述中，蕴含着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尽管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提到康德的名字，也没有对康德的哲学革命做出全面的论述，但他从根本上肯定了康德哲学革命的思路，因为从主体出发，而不是从对象出发看问题的思路正是康德哲学革命所取得的根本性成果。
如前所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就是要扭转他以前的哲学家从对象或直观出发去理解人的认识活动的传统思路，而主张把立足点转移到主体方面来，也就是说，要从主体带入认识活动中的先验要素出发去理解人的认识活动。
我们知道，《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著作是由“先验要素论”
和“先验方法论”
构成的，而康德对“先验要素论”
的论述则占据了这部著作的绝大部分篇幅。
在“先验要素论”
中，“先验感性论”
阐明了时间、空间作为先天直观的纯粹形式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而“先验逻辑”
则阐明了知性范畴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及当人们在理性本性的驱使下运用知性范畴去认识超经验的“自在之物”
时必然陷入的“先验幻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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