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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伽达默尔进一步系统化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从而使当代诠释学得以确立。
然而，无论是传统的诠释学，还是当代的诠释学，本质上都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没有揭示出现实的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真实的境况和实际的界限。
这里所谓的“真实的境况”
是指每一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政治权力对一切诠释活动的渗透。
正统的诠释学理论，不管是它的传统形式，还是当代形式，由于抽去了政治权力这一根本性的维度来探索诠释活动的基础，这一基础始终是不完整的、抽象的。
虽然海德格尔把诠释活动理解为“此在”
在世的样式，并进而把“此在”
划分为“本真的此在”
和“非本真的此在”
，但这种划分不但没有澄明“此在”
的政治维度，反而模糊了这一维度。
海德格尔对纳粹的认同就是他的诠释活动的出发点模糊不清的一个明证。
[13]其实，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我们只能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一切诠释活动。
撇开这种真实的、历史的境遇，诠释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就显得模糊不清了。
这里所谓的“实际的界限”
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对一切诠释活动的合法性界限的规定。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活跃于一切诠释活动中的理性不应当是漫无边际的，它的实际的边际亦即它的合法性，而所谓“合法性”
，也就是对统治阶级的权力的认同，换一种说法，就是不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
这样一来，任何诠释活动是否得到认可的一个潜在的、根本性的标志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它就是：合法的（legal），还是非法的（illegal）？这里关系到的正是权力诠释学的核心。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切现实的诠释学都是权力诠释学。
[14]这就启示我们，只有返回到马克思那里，诠释学的发展才能从抽象走向具体。
其二，正是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使我们确立了一种实质性的批判态度。
由于一切诠释活动都是在政治权力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在人们对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权力状况获得正确的认识之前，是不可能在文本解读中真正地确立起批判意识的。
海德格尔虽然强调诠释者应当确立追寻存在的意义的视角，从而正确地进入诠释学活动，但只要诠释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政治权力结构不甚了了，那么，不管他如何侈谈“存在的意义”
，他都难以正确地进入诠释活动，也难以揭示出被诠释对象的实质。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如果人们不了解某一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地位这一背景，人们也就很难对当时流行的、关于分权理论的文本的来龙去脉和实质做出合理的诠释。
其三，正是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使我们认识到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
一方面，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必定会牢牢地把握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任何革命阶级为了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也必定会高度重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等著作都蕴含着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敏锐的领悟。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谁把握文化诠释权的问题，也就是谁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这正是我们一进入权力诠释学的视域就必定会遭遇到的问题。
反之，也只有确立起批判的权力诠释学的标尺，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才会真正地显露出来。
总之，唯有马克思的奠基于实践诠释学的权力诠释学理论才为诠释学的发展铺就了一条真正通向现实生活的、批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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