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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为“否定的诠释学”
。
他这样写道：
这就是一般的理论构架，我总是愿意在这一理论架构中，阐明我自己的、可以概括如下的方法论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否定的诠释学（aMarxistivehermeic），一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意识形态分析的实践，在阅读和解释的实际工作中，必须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肯定的诠释学（aMarxistpositivehermeic）或对相同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文本中的乌托邦的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
[9]
在詹姆逊看来，一旦人们抛弃了这种否定性的叙事方式的视角，也就不可能全面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意义。
事实上，詹姆逊更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否定性的叙事方式。
按照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看法，在马克思的否定性叙事方式中，最有价值的应当是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
他写道：
我认为费利克斯·加达里和我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方式不同，但是我们俩都是。
我们不相信那种不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哲学。
马克思著作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将资本主义作为内在的体系加以分析。
[10]
这里所说的“内在的体系”
也就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解剖和反思，而马克思的否定性的叙事方式正是通过这样的解剖和反思展现出来的。
每一个不存偏见的研究者都会发现，马克思是康德所肇始的批判精神的伟大的继承者，他的主要著作的正标题或副标题几乎都有“批判”
这个词。
实际上，早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已经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11]正是这种大无畏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精神和叙事方式成了后现代理论家抨击现代性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权力化的话语与反权力化的话语
正如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思想在被他的追随者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已经转化为一种权力化的话语。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哲学家柯尔施早已注意到这种把马克思思想权力化的倾向，并发出了警告。
[12]但这种警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
事实上，一旦人们把马克思思想意识形态化或权力化，并把它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马克思思想本身也就从一种批判性的意识转化为被批判的意识。
特别是在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被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众所周知，在后现代理论家中，法国哲学家福柯对权力化的知识和话语的抵制最烈。
他指出：
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你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就必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是现象学家，或是结构主义者。
可我不是这些学派的信徒。
……1968年以后，第一个变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新的关心个人兴趣的政治文化倾向开始产生。
正是这个原因，我的著作在1968年以前除了在很小的圈子以外，几乎毫无反响。
[13]
在这里，福柯以1968年划界，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权力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差距。
事实上，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并没有简单地认同他的老师的学说，而是试图通过对尼采的解读，超出已被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
这样的话语系统的批评也见于其他的后现代理论家。
德里达就说过：
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某种（我在此强调的是某种）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并不需要等到苏联以及全世界完全依赖于苏联的所有一切的最近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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