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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替代马克思主义有关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二元模式，福柯呼唤一种在社会的所有微观层面上，在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和学校中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
他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概念，因为在现代宏观政治概念中，冲突力量之间争夺的是对扎根于经济和国家中的中心化权力之源的控制权，而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中，无数的局部群体争夺的是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权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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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福柯的理解，微观政治权力起着比宏观政治权力更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无疑地，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微观权力的理论，是一种极富创发性的、政治文化批判的理论。
然而，只要人们公正地对待马克思的宏观权力理论的话，就会发现，单纯的微观权力的批判，与单纯的宏观权力批判一样是有自己的限度的。
这里会出现循环论证，即宏观权力的有效的改变有赖于微观权力的改变；反之，微观权力的彻底改变也有赖于宏观权力的改变。
因此，对于后现代理论家来说，对马克思的宏观权力批判理论采取简单的态度是不行的，应当在两种权力的辩证关系中来把握微观权力批判的作用和局限性。
三、确定性的偶像化与对偶像化的确定性的消解
人所共知，在对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上，马克思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遗产。
然而，在他的后继者那里，情况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方面，马克思视为确定性的内容在他的追随者那里被简单地、无条件地夸大了，甚至可以说，确定性已经被偶像化了；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历史上的某些确定性的结论的消解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直到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这方面的思想资源才引起他们的巨大的兴趣。
就马克思学说的前一个方面而言，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确定被偶像化为所谓“经济决定论”
。
恩格斯为此而写道：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谬无稽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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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恩格斯看来，他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不过是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现象中的基础性的、归根到底层面上的作用。
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所指出的：“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
[22]在这里，马克思只是强调地产的问题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的演化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并没有把它理解为决定罗马共和国演化的唯一的因素。
同样地，也不能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
。
然而，遗憾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追随者在理论上曲解马克思的做法的强烈的抗议却在以后越演越烈的曲解活动中被淹没了。
后现代理论家们感兴趣的正是马克思对传统中的、已经被统治阶级偶像化了的确定性的东西的消解。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充分强调了这一历史作用中所蕴含的、对传统的确定性的消解。
他写道：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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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甚至指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也锻造了最后埋葬自己的武器——无产阶级。
总之，资产阶级以一种变动不居的方式摧毁了传统社会中确定不移的东西，同时也为否定关于自己的确定性神话奠定了基础。
加拿大哲学家泰勒对马克思的上述见解做了进一步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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