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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也为残忍的恐怖后果做了准备,并且我们愿意承认,这种担忧使大多数人变成了懦夫。
所有这些事情都可怕而危险,但它们没有引起任何道德问题。
道德问题只是随着“合作”
现象的出现才产生,也就是说,它不是产生于恐惧激起的虚伪,而是产生于那种不愿错过历史列车的急切态度,产生于那种诚实的一夜之间的改头换面,它轻而易举地就降临到各行各业及各种文化程度的绝大多数公共人物头上,对他们来说,毕生的友情可以被摧毁、抛弃。
简而言之,困扰我们的不是敌人的行为,而是那些对此处境无所作为的朋友们的行为。
对纳粹的兴起,他们并没有什么责任。
他们只是对纳粹的胜利感到震惊,并且不能针对所谓的历史判决而坚持自己的判断。
如果不把纳粹统治早期阶段这种个人判断的而不是个人责任的全面崩溃考虑在内,就不可能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
确实,这些人有好些都迅速醒悟了,而且众所周知,1944年7月20日事件中那些为针对希特勒的阴谋而牺牲的人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与纳粹政权有联系。
我认为,这种很难为局外人觉察的德国社会的早期的道德瓦解,就好似它在战争中的全面崩溃的一种预演。
我让你们注意这些私人事件,目的不在于与那种我认为不着边际的自大的谴责辩论,而是意在讨论这一似乎更合理的疑问,即那些对道德问题极少有精神或概念准备的人是否有权利讨论道德问题。
就好像是,所有事情我们都必须从零、从懵懂——即在没有那些包容我们的经验的范畴和一般规则的帮助下——开始学习。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所有那些对道德问题有充分的讨论资格而且对它们极为尊重的人们。
事实证明,这些人不仅没能力学习任何东西;更糟糕的是,他们容易屈从于**。
就像我们会明白的那样,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他们对这些传统概念和标准的应用,事实已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所有这些概念和标准已变得多么不充分,以及,当事情真正发生时,它们的准备是多么匮乏。
我认为,我们对这些事情讨论得越多就越清楚的是,我们实际上发现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为了举一个我们在这类事情上陷入迷惑的例子,可以思考一下刑罚问题,它通常基于下述目的获得其合法性:为了保护社会防止犯罪,为了改造罪犯,为了警示潜在罪犯,最后,为了惩罚的正义。
稍稍思考一下就能使你相信,这些根据中没有一个对于惩罚所谓的战争犯有效:这些人不是平常的罪犯,很难合理地设想他们会犯下什么更大的罪行了,社会不需要有为预防他们而设的保障。
他们甚至比那些普通的罪犯更不可能通过监禁得到改造,至于为了警示同样的罪行,就将来犯下或可能犯下这些罪行的异常环境来说,其机会同样令人忧心地少。
甚至那种惩罚观念,那种为法律刑罚提出的唯一的而且因此显得与当前的法律思想不合拍的非功利主义原因,从这种犯罪的范围来说也几乎是不适用的。
然而,尽管在这些我们通常求助的刑罚根据中没有一个有效,我们的正义感会发现,放弃惩罚并让那些屠杀成千上万人的罪犯毫发无损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这不过是一种报复的欲望,它就是荒谬可笑的,更不用说以下这个事实了:法律和它给出的刑罚在地球上出现就是为了打破无休止报复的恶性循环。
因此,我们一方面根据我们的正义感吁求给出惩罚;而另一方面,这同样的正义感告诉我们,我们以前所有关于刑罚及其理由的观念都使我们失望了。
现在转回到我关于谁应被授权讨论这类事件的个人思考上来:是那些拥有不适合于具体经验的标准和规范的人们,还是那些除了他们的经验——而且是没有被事先确定的概念归置过的经验——之外一无倚靠的人们?不坚持个别事例能被包括于其中的先在标准、规范和一般准则,你如何能思考,而且在我们的语境中更重要的是,你如何能判断?或者换句话说,当面对着那些使所有习俗标准崩溃,因此也就没有被一般规则预见到、甚至没有被作为例外而预见到的意义上是空前的事件时,人的判断能力遭遇了怎样一种境况?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答应该以分析这种尚且非常神秘的人类判断的本性开始,看看它能达到什么,不能达到什么。
因为,只有我们确证存在着一种能够使我们不被感情或自私迷惑而理性地判断的人类能力,一种同时能自动地发挥作用的人类能力,它不用束缚于个别事例被包括于其中的标准或规则,而是相反,能通过判断活动产生它自己的准则;只有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才有希望在这种十分不牢靠的道德地基上冒险发现一块坚固的立足之处。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我们今晚的论题不需要我给诸位提出一套判断的哲学。
但是,甚至对于道德问题及其基础的一个有限的研究,也需要对一个一般问题和一些我担心并不会被普遍接受的区分做出澄清。
那个一般问题与“个人责任”
有关。
这个术语必须对照每一个政府承担的对于其前任政府功过的政治责任和每一民族承担的其历史功过的政治责任来理解。
拿破仑在革命之后攫取法国的权力时说:从圣路易到公安委员会的法国所做的一切事情,责任由我承担。
他只是略微强调地表达了所有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之一。
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很明显的是,每一代人由于降生于历史的承续之中,就被加上了父辈的罪恶的重担,正如他们也蒙受其先祖功勋的福泽。
无论承担起其政治责任的是哪一个人,都总是会面临这样一个与哈姆雷特相同的境地: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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