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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伦理自由主义者无法参与这种过程，因为他们无法以它所要求的方式把伦理与公正分开。
他们为了决定哪一种生活方式是良善的，必须依靠公正的假设或本能——有关我们所拥有的或我们所做的事情对我们的邻居和同胞的生活的作用是否公平的假设或本能（这一点在第二章和第七章有更详尽的阐述）。
2.平等
因此，只要我们接受挑战模式，我们就必须坚持分配公正是一个人们有多少资源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他们利用这些资源获得了什么样的幸福的问题。
可是，什么样的资源份额是公正的份额呢？按照挑战模式，我们有理由认为唯一公正的份额就是平等的份额吗？伦理学的挑战模式骨子里是一种平等主义模式吗？
在我们能够回答这个根本问题之前，我们要应付一个具有三重性的难题。
伦理自由主义在思考公正时采取什么战略呢？当代的大多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都是建立在一种自然的、甚至是强制性的假设上——对于组成政治共同体的不同公民的利益，能够在做出他们在中间怎样分配资源才算公正的决定之前加以确定。
这是契约主义公正理论的前提，它认为公正的原则可以从思想检验中得出，即问一下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或是根据他们希望在不同的人的利益之间达成合理妥协的动机，他们会同意什么样的原则。
例如，罗尔斯对“差别”
原则的论证就假设，在做出任何有关公正要求什么的决定之前，至少可以用一种“大约的”
方式（“thin”
way）来定义人们的利益；他说，甚至对那些不知道自己较为具体的利益的人，也可以合理地假设，他们拥有的资源越多越好——因此他们可能致力于不让自己在如此理解的“大约的”
利益上蒙受太大的牺牲。
伦理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人们的反省的利益之性质至少要取决于公正：他们只有在至少大体上知道他们之间的资源分配公正时，才能较为充分而细致地得知他们的反省的利益是什么。
每个伦理自由主义者都可以希望，他的公正的份额是很大的一份，但是他知道很大的一份对于他可能不是好事，除非它同时也是公正的一份。
因此他甚至不能接受认为他拥有的资源越多越好的“大约的”
良善理论，或对他提出如下问题的任何理论：在他看来，出于对别人利益的尊重而放弃自己的利益是合理的吗？
因此，伦理学的挑战模式对政治哲学的影响是深刻的。
假如我们是伦理自由主义者，我们就会发现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的大多数基本假设或战略都是不自然的或无效的，因为我们的挑战模式把公正与伦理融为一体的方式，使那些战略和假设无立足之地。
我们必须以更具统一性的方式思考公正和良善生活：我们必须通过没有预设我们能够对那些问题分别做出圆满解答的论证，得出一种有关公正要求什么和我们的利益是什么的认识。
因此我们只能再退回去（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更为一般的价值理论重新开始。
伦理自由主义假设，人们怎样生活是重要的——他们有成功或良善的生活而不是恶劣或无益的生活是重要的。
可以合理地认为，这对于一些人来说比另一些人更重要——不是对于他们更重要，而是作为一种客观价值更重要吗？
确实，数百年来，一直有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例如，他们指出自己属于一个得到神宠的民族，或他们有着特殊的血脉、才华、美貌甚至财富。
幸运的是，这些主张如今在我们中间已经过时，我们不必费很大力气去反驳它们。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伦理自由主义者有一种特殊的理由坚持这样一种主张。
挑战模式有一种深层要求——良善生活的价值确实不依靠这种生活开始之前的任何环境，而是依靠生活本身的表现——它没有为这样的想法提供余地：任何先前的环境能够增加或减少那种价值。
接受挑战模式的犹太人也许会认为，决定是否应当使自己的信仰成为其生活的核心内容，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
但是他不能认为，他正确地做出这种决定之所以至关重要，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
只有当我们把挑战理解为出现在所有人、所有需要过某种生活的人面前时，才能使挑战模式所规定的挑战之包容性具有意义。
因此，伦理自由主义者首先有着强烈的理由坚持平等主义的资源分配。
假如每个人如何生活有着平等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应当反映这一重要假设，而只有当资源分配的方式与之相符时，它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把我们引向这种论证的要点具有某种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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