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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去世后的历史时期里，理性地管理世界所需的物质条件得到了人们无法想象的改善。
然而，那些承继这些物质条件的人却未能得出康德的结论。
相反，他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谈论人。
在启蒙时代的世纪（18世纪），邪恶的良心驱使各个机构接受恐怖主义方法，自由思想则是强烈冲击源于机构的愚昧的支柱力量；正是这种力量给了资产阶级自我意识。
相反，在我们这个时代，感情泛滥成灾，自由思想却孤立无援。
控制自然并未带来人的自我实现；社会现状依旧表现出其客观的强制。
在当代，人口日益增加，技术全面自动化，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作为工厂工作的结果之个体不断地理性化，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把组织化和操纵化强加给生活、使个体只能自发地沿着他人为他指定的道路前进。
因此，在更加复杂的意义上来使用“人”
这个词的地方，它并不含有人类正义的意思。
过去，人们坚信，唯有充满正义的世界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现在，“人”
这个词并不代表以此信仰为基础的理性理论。
“人”
这个词也不再表现不管社会现状多么沉重地挤压、它都能够抵制其侵袭的主体的力量。
与批判哲学的语境极不相同的是，今天一谈及人，人们就会不断地怀疑人的根本，但由于在本体论哲学中的根本指引方向，所以人们还会不停地寻找那个提供方向和指导的人的形象。
演说家不倦地质问人们，并使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经济组织和政府的代表们相信，“一切都取决于个体”
。
合格青年是工作的主人（有本期刊告诉我们，今天，人们对“个性”
的要求非常普遍[6]），演说家们虽然相当合法却并不是简单地寻找这种合格青年，此时他们想到的是坚决反对体系的坚定的个体，在欧洲情况尤其如此。
这样一个个体必将是一群这种个体可能出现的预兆。
我们必须注意到，当人被视为精神的存在而非生物的类时，他就总是一个确定的个体，而不是从每一社会阶层、阶级、国家和时代中抽取出来的巨大的抽象，就如那些搭乘反理论列车并肯定具体的现实的人一样。
难道那些教诲我们的人真的认为个体能避开那些自他出生起就压制他并给他打上烙印的客观力量吗？他们是否真的认为那些仍具有抵抗力量的人会让自己即便在睡梦中都受那个被假定为可靠真实而实际上是骗人的形象的引导，而不是受他自己对真实关系的洞察、他自己所意识到的生物同一性和期望一切都应有个正确结果的欲望的引导呢？
抽象的人似乎可以消除潜伏在经济奇迹背后的恶，承认这种抽象的人的存在既像是引证又像是抚慰。
撇开生活水平和期望值的提高不谈，存在正变得愈加困难和危险，源于不公和这种复杂存在的生理痛苦常被搪塞过去，把它归因于重要的是个性这种深刻的洞识。
心理的痛苦则因想起过去和现在的人物而有所减缓，那些人物证明，人们依旧可以是一个人、而不是谁也不愿意从属的大众的一部分。
呼唤真实可靠的人也就是呼唤典型和模范，但很容易流于召唤父亲和领袖。
游离于理论的概念化思想已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因此它可以为任何一个政坛明星和电影明星所迷恋，如果该明星不得不借公共性之助以突破防御的话。
对于普通的哲学家而言，所谓“可靠的人”
只不过是已被物化为研究主题的存在，只是一眼枯泉，可悲的是，那些不能实现个人私生活、做出个人决定和获得精神力量的人却从中汲取水分以填充他们的梦想。
在一本赞美存在和赞美探究存在的心灵的很富有代表性的书中，我们读到：“发现自己深陷于这个功能世界的人在自身内深刻地体验到存在的需要，不管它是一个有机的、心理的、职业的问题还是最广义的社会功能”
。
[7]哲学家的思想渊博但模糊，他的思想和流行的观念——人会拯救我们——同样都忽视了真正的总体性及其非正义性，忽视了社会和个体之间公开的、隐蔽的、多样化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而集中注意现实希望的象征。
但这种象征太容易由伟大历史时期来表明其特定的意义；神学就相当明确，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上帝和人的观念隐藏于存在和具体的存在的背后，具有传统的意义。
即便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关系诚如唯心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依旧保留了某种乌托邦的因素，但这种因素已消失于存在和具体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中。
理论反思可以帮助人们从这种人类学的或存在的欺骗中解放出来。
人们需要与大哲学家交流；例如，我就正在思考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
他使我们意识到，孤立的存在、直接经验的绝对化、存在及其被称为存在的一切都是迷信。
其次，人们还需要神学传统知识，因为我们对于人类的自由及其混乱条件的把握、对于康德的希望的把握都植根于那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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