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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的概念很容易使它的本质内容失去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因为如果我们认为社会是由许多构成具体的社会总体的社会实践构成的，如果我们承认每种实践，而后只是补充说各种社会实践极其复杂地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结合，那么我们一方面是在更明显地讨论现实；但另一方面却抛弃了存在着任何决定性过程的主张。
我个人很不情愿这样做。
对于文化理论中的总体性的概念来说，关键的问题是：总体性的概念是否包含着意图的概念。
如果总体性是具体的，如果总体性只是对各种混杂而同时出现的实践的认识，那它必然失去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意图的概念重新提出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关键的重点。
因为，虽然任何社会都是这些实践构成的复杂总体，但任何社会同样具有特殊的组织和特殊的结构，这些组织和结构的原则直接与某些社会意图相联系，我们通过这些意图解释社会，在我们的所有经验中，这些意图始终是特定阶级的准则。
粗糙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带来的出人意料的后果之一是，人们过于容易接受表面上不那么粗糙的模式，如总体性的模式或复杂总体模式，但这些模式排除了社会意图的真相、特定社会的阶级特征等。
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完全抛弃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
因此，我很难把艺术和思想的过程视为人们常用公式中的上层建筑。
但是，在社会和政治的许多领域内——某些权威理论、某些法律、某些机构，这一切在马克思原来的系统阐述中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各类社会机器中，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和建构这个决定性的领域中，如果我们看不到上层建筑的因素，那我们就根本无法认识现实。
常常有人宣称这些法律、法规、理论、意识形态是自然而然的，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重要意义，但我们必须明白，它们表现并认可了特定阶级的统治。
许多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士除了进行经济斗争之外还必须与这些机构和观念进行斗争，他们认为，这些机构及其意识形态都具有那种依赖性的和权威性的关系，如果意识不到这点，如果不否定和废除它们对普遍有效性或合法性的要求，人们就不可能理解社会的阶级特征。
修正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公式的困难与他们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是某类描述文化过程的总体性的意义。
我想，只有当我们把它与另一个关键的马克思主义概念“霸权”
结合起来之后，我们才能恰当地运用总体性的概念。
四、霸权的复杂性
葛兰西极力强调霸权并深刻地理解了这个概念，我认为他的理解深度是罕见的，这正是他的巨大贡献。
因为霸权设定了某种真正总体性的东西，它不是（如脆弱的意识形态观念那样）次要的或上层建筑性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深处，广泛地渗透于社会中，诚如葛兰西指出的那样，它甚至构成了在它的影响下的大多数人的常识的内容和局限，因此，它比源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公式的任何概念都更明显地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
因为如果意识形态只是一系列抽象的、强制的观念；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观念、假设和习惯只是特殊操纵的结果；一种应该被抛弃和终结的公开培训的结果，那么社会就应该比在过去和现在更容易发生运动和变化。
霸权这个概念深深地渗透进社会意识当中，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才是根本性的。
霸权优于一般的总体性概念，因为它同时强调了统治的事实。
但有些时候，我也听到人们讨论霸权，可我觉得作为一个概念，霸权也正在被扯回到一般用法的“上层建筑”
所陷入的那种相对简单、划一和静态的观念中去。
我认为，如果想要讨论现实的社会形式，我们就必须对霸权作出极其复杂的解释。
首先，我们作出的解释必须充分考虑到霸权当中真实而频繁的变化因素。
我们必须强调，霸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本身的内部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必须不断地得到更新、再造和辩护；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些结构也可能不断地受到挑战并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简单地谈论“这种霸权”
、“一种霸权”
的原因，我情愿提出另外一种模式，它能充分考虑这种变化的矛盾及其一系列的替代形式和变化过程。
在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中，有一种是非常明显的，它更在行的是人们可称之为时期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们必须称之为历史问题的东西。
这就是说，它更擅长于区分不同的社会时期（如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时期）的重大特征，而不是区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同阶段和这些阶段的不同时刻：比起引人注目的、关注主要轮廓和特征的时期分析来，真正的历史过程更加需要精细入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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