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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信仰远非“隐秘的”
、纯粹的精神状态，它总是物化（materialized）在我们有效的社会行为之中，信仰支撑着幻象，而幻象调节着社会现实。
让我们以卡夫卡为例：人们通常说，在其小说的“非理性”
宇宙中，卡夫卡对现代官僚体制和现代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命运，做了“夸大其辞的”
、“幻象式的”
、“主体上被扭曲了的”
的表述，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正是这样的“夸大其辞”
才清晰地呈现出这样的幻象来，它调节“有效的”
、“真实的”
官僚体制的力比多运作。
所谓“卡夫卡宇宙”
并非“社会现实的幻象—意象”
（fantasy-imageofsocialreality），与此恰恰相反，它是运转于社会现实中间的幻象的舞台调度（miseense）：我们都很清楚，官僚体制并非是全能的；但在官僚机器面前，我们的“有效”
行为，已经受制于对其全能性的信仰。
通常的“意识形态批判”
总是试图从有效的社会关系的联合中，推导出某一社会的意识形态形式，与此截然不同，精神分析的方法首先着眼于在社会现实中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幻象。
迫不得已，我们所谓的“社会现实”
成了一个伦理学建构物；它为某一个“好像”
所支撑（就我们而言，好像我们信奉官僚体制的全能，好像总统体现人民的意志，好像党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
一旦丧失了信仰（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信仰肯定不能在“心理学”
的层面上予以设想，它体现、物化于社会领域的有效运转之中）。
社会领域的肌质即告解体。
这一点已为帕斯卡尔（Pascal）所清晰阐明，它也是阿尔都塞在确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这一概念时的一个主要指涉点。
在帕斯卡尔看来，我们理性推理的内在性，取决于外在、荒谬的“机器”
——能指的自动化，符号网络的自动化，正是在这样的符号网络中，主体被捕获了：
我们不能对自己出现一丁点儿的差错；我们和心灵一样都是自动机……证据只能说服心灵；习惯提供最强的证据和最为人信仰的事物，它倾向于自动机，和它一起下意识地通向心灵。
[21]
在这里，帕斯卡尔为无意识提供了拉康式的定义：“自动机（即僵死的、无意义的字符），和它一起下意识地通向心灵。”
从这个建构性的无意义的法律条文中，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服从它，这倒不是因为它是正义、善良甚至慈祥的，而仅仅因为它是法律——这个重言句（tautology）可以清晰展示法律权威的邪恶循环，也可以表现下列事实：法律权威的最终根基在于它的阐明过程：
习俗就是全部的公平，这仅仅因为它能为人接受，那就是其权威的神秘根基。
任何人，只要想将其带回第一原理（firstprinciple），就会毁灭它。
[22]
因而，唯一真实的“服从”
只是“外在的”
服从：脱离了信服的服从不是真正的服从，因为它已经通过我们的主体性被调停了。
这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真正服从权威，而只是追随我们的判断力，它告诉我们权威是值得服从的，因为它是善良、明智和仁慈的……即使多于我们与“外在”
社会权威的关系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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