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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而如果当时他的结论是关于亲属称谓的结构分析实属不可能，那么我们就必须记得，语言学本身也是局限在音位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分析中的。
既然社会科学确实必须分担语言学的局限性，那么它们也能够从语言学的进步中分享益处。
我们也不应忽略一种语言的音位表与一个社会的亲属称谓表之间的深刻区别。
在前者中，对于功能可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语言是一种交往的手段。
一方面，为语言学家所不知，而只有结构语言学才使他得以发现的，乃是语言发展到这种结局的途径。
功能是显然而见的；而体系却仍然是未知的。
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发现他已处于相反的情形中。
由于刘易斯·H·摩尔根的工作，我们知道了亲属称谓是构成体系的；另一方面我们却还不知道它们的功能。
对于这种初始情形的错误解释将大多数关于亲属制度的结构分析降低为纯粹的同义反复。
它们展示的是明显的事实，而忽略的却是未知的东西。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在亲属称谓中引入规则和发现意义的希望。
但我们至少应当承认由语汇的社会学所引起的特殊问题，以及它的方法与语言学方法的关系的含糊性。
由于这个理由，把讨论限于能够在那里明确建立起相似性的个案之中应是适宜的。
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有一个这样的个案以供使用。
通常所谓的“亲属制度”
包括两个极为不同的种类的实在。
首先是表达各种家庭亲属关系的称谓。
但是亲属关系不仅仅是通过称谓来表达的。
使用这些称谓的个人或个人集团都感到（或不感到，依具体情况而定）受其相互关系中的行为规范的制约，例如尊敬或亲昵、权利或义务、友爱或敌视。
于是，除了我们认为应称为称谓制度（其严格说构成语汇系统）的系统外，还有另一个系统，其性质既是心理的又是社会的，我们将称之为态度体系。
虽然（如我们上面已说明的）关于称谓体系的研究确实使我们处于一种与我们处理音位系统时相似的、然而又是相反的情形中，但这个困难在我们考察态度体系时似乎又“倒过来”
了。
我们可以猜测，态度体系所起的作用，亦即保证集团的凝聚和平衡；但我们不理解各种态度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性质，也不领会它们的必要性。
[19]换言之，正如在语言的研究中一样，我们知道它们的功能，却不知道它们的体系。
由此我们便发现了称谓制度与态度体系之间的深刻区别，并且我们不得不对A.R.拉德克利夫布朗曾经说过的态度不过是称谓在表达感情的水平上的表现或转换这一点表示异议，如果他真是相信这一点的话。
[20]近几年来发表了大量属于这样一些人们共同体的例案，其亲属称谓表并不精确地反映家庭的态度，反之亦然。
[21]设想所有社会中的亲属制度都构成调整人际关系的原则手段，恐怕是不正确的。
即使在亲属制度起着这种作用的社会中，它也没有使那种作用到处都达到相同的程度。
而且，始终有必要区分出两种类型的态度：首先是一些扩散性的、未定型的和非制度化的态度，对此我们可以看做是称谓在心理学水平上的转换或反映；其次，与上述态度并列或作为其补充的是那些因袭的、被规定的，以及由禁忌或特权所认可的和通过固定的仪式来表现的态度。
这些态度远非自动地反映亲属称谓，倒是经常作为用来解决称谓制度中所固有的矛盾和克服其不足的第二性阐述出现的。
这一综合的特征在澳大利亚的维克蒙干人中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个共同体中，开玩笑的优先权承认这样两者之间的一种矛盾，即在联系两个未婚男人的亲属关系同为了说明他们以后与两个亲属关系不同的女人的通婚而必须假设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理论上的亲属关系之间存在着矛盾。
[22]在这里，存在着两个可能的亲属称谓体系之间的矛盾，而对于态度的强调则表示了一种消除或超越这种矛盾的企图。
我们可以很同意拉德克利夫布朗，主张存在着“称谓与制度的其他部分之间的真实的相互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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