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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但他的有些评论却犯了推理的错误，即从态度与称谓之间缺少严格的平行性，推论出这两个体系也是相互独立的。
然而这种相互独立性关系并不意味着一对一的相关性。
毋宁说态度体系构成了称谓体系的能动的整合性。
尽管承认关于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功能关系的假说（对其我们全心全意地赞同），我们仍然出于方法论上的理由有权独立地对待属于每一个体系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认为对于解决被正确地看做是任何关于态度的理论的出发点的一个问题（即母舅问题）来说，现在所应做的事。
我们将试图表明，对于结构语言学方法的形式上的转换，是如何使我们能对这个问题获得新的清楚明白的理解的。
因为，外甥与母舅之间的关系看来一直是许多原始社会中重大的精心设计的中心问题，人类学家给了它特别的注意。
仅仅指出这一主题的频率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说明它。
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这一问题发展中的主要阶段。
在整个19世纪并直到希德尼·哈特兰的著作发表以前[24]，母亲的兄弟的重要性是被解释为母系世系的遗迹。
这一解释纯粹是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的，并且从欧洲的例子来看这确实是非常不可能的。
而且，里弗斯把南印度的母亲的兄弟解释成交表婚姻的残余的尝试导致了特别悲惨的结果。
[25]里弗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解释不能说明问题的所有方面。
他使自己相信这样的假说：对于一项单个的制度的存在需要用许多已经消失了的异质的习俗（交表婚姻只是其中之一）来加以说明。
[26]于是原子主义和机械论取胜了。
是罗维论母系结丛[27]的重要论文使舅甥关系问题进入了我们所谓的“现代水平”
。
罗维证明了，在母舅的突出地位与母系世系之间所引申出来或假定为先决条件的相关性是经不起严格分析的。
事实上，叔舅被发现是既同母系世系，也同父系世系相联系的。
母舅的作用不能被解释成是母系世系的后果，或是它的遗迹；这只是对一种“把确定的社会关系同无论母方或是父方的亲属关系的确定形式联系起来的非常普遍的倾向”
的具体运用。
按照这个由罗维于1919年初次引入的原理，便有了一种要求鉴定态度的普遍倾向，而这些态度则是亲属制度理论的唯一的经验基础。
但是同时罗维却留下了某些没有回答的问题。
我们准确地把什么叫做舅甥关系？我们没有在这个单一的术语下将不同的习俗和态度混为一谈吗？并且，如果确实存在鉴定所有态度的倾向，那为什么只有某些态度，而恰恰不是由所研究的共同体决定的所有可能的态度，同舅甥亲属关系相联系呢？
在此略作进一步的说明便可以突出这个问题的发展与语言学理论进化中的某些阶段的明显的相似性。
在人际关系上所可能有的态度的多样性几乎是无限的；而对于发声器官所能发出的声音的多样性，情况是相同的——这些声音实际上在人出生后的几个月内就已发出来了。
但是，每一种语言只保留了所有可能的声音中的很少一部分，并在这方面，语言学发生了两个问题：为什么某些声音被选中？在一个或一些被选中的声音与其他声音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28]我们所概述的叔舅问题的历史发展也正是处在与此相同的阶段上。
社会集团像语言一样具有很丰富的心理—生理学资料供其利用。
它又像语言一样，只保留了某些成分，其中至少有一些在极为不同的文化中到处是相同的，并组合到一些始终发生变异的结构中。
因此，我们会对这种选择以及结合法则的原因感到疑惑不解。
为考察舅甥关系这一专门问题，我们应当转向拉德克利夫布朗。
他的论南部非洲的母舅的著名论文[29]第一次试图把握和分析我们可以称之为“态度鉴定的一般原则”
的一些模式。
我们将简要地介绍这个现代经典研究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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