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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民主的实践也是靠自己的政治动力而展开的。
只有那种没有民主的法治国家（德国在过去是受够了这种制度的）才诱发对伯肯弗特的如下问题给出一个否定性的答案：“由国家统一起来的人民，只靠个人自由的保证，而没有置于这一自由之前的统一的纽带的话，能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呢？”
要知道，以民主的方式立宪的法治国家不仅保证每个社会公民追求自己的福利这种消极的自由，它还动员国家公民参与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公开讨论。
这一缺失的“统一的纽带”
正是民主的程序本身——归根到底只有共同参与的交往的实践才能在讨论中增进对宪法的正确理解。
在当前有关福利国家改革、伊拉克战争或解除参军义务的讨论中所涉及的不仅有关于个别性的政策问题，而且总是涉及对宪法原则的归属未定的解释问题。
并且，在此蕴含这样的问题：鉴于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我们的世界观和宗教信念的多样性，我们既作为联邦德国的公民又作为欧洲人应如何理解自己。
确实，从历史回顾的眼光看，一个共同的宗教背景和一种共同的语言，以及特别是新近唤起的民族意识，对于形成一种高度抽象的国家公民的团结是很有帮助的。
共和主义的思想意识在此期间已经进一步摆脱了这一前政治的落脚点——我们不愿“为尼斯”
[3]而死，不再构成反对欧盟宪法的理由。
让我们想一想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政治—伦理的讨论，以及以自己政府的名义所犯下的滥杀的罪行：它们使得德国公民意识到把宪法当做一项成就。
这一自我批评的“记忆的政治”
（这在当今已不是例外，在其他国家也在推广）表明，遵奉宪法的爱国纽带是如何在政治的媒体中自行建立起来并能够更新的。
与一种广泛流行的误解相反，“立宪的爱国主义”
的含义是：公民不只是在抽象的内容上，而且也要从自己的民族历史的具体背景出发学习宪法的原则。
若要使基本法的道德内容在思想意识中扎根，单靠认知的途径还不够。
对于严重的反人权罪行，全球范围内普遍感到义愤并加以道德上的谴责，这只能在很稀薄的程度上起到一个政治上立宪的世界社会中的公民的整合作用（如果有朝一日有这样的社会的话）。
只有当正义的原则进入到文化的价值导向的厚实的网络中去的时候，国家公民间的团结才能产生出来。
尽管这样的团结总是还须靠抽象的合法的方式联络。
三、当社会的纽带撕裂的时候
以上论证表明，民主立宪的国家的世俗性质决不在其本身的政治体制中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弱点以致在认识的或动机的方面危及其自身的稳定。
然而，这并不排除外在的原因。
社会的现代化一旦在总体上失控出轨，很可能会使民主的纽带不堪维系团结的重负，民主的国家是依赖于这种团结而生存的，而这样的团结又是不能用法律来强迫的。
这样，仿佛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幅伯肯弗特所描述的图画：富裕的与和平的自由社会的公民演变为一个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单子，他们把各自主体的权力只当做彼此瞄准对方的武器。
国家公民的团结之破裂的种种迹象还在一个不受政治控制的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之运转的更大的背景中表现出来。
市场并非像国家的管理那样能被民主化，它越来越取代对生活领域的规范的调节作用，即那种政治的或经由前政治的交往形式而达到的维系作用。
由此，不仅私人的领域越来越转化为一种为追求成功把每个人自己放在处理事物第一位的那种机制，而且置于公共合法性要求之下的那个领域也缩小了。
由于以民主的方式构建舆论与意愿的工作不见成效，令人失望，国家公民越加趋于自私自利。
本来，以民主的方式构建舆论与意愿的工作是在民族的舞台上进行的，而且还只走在半道上。
现在，这一工作转移到超民族的层次上，其决策的步骤更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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