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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精神精华”
之间展开的，以新全球问题为核心的思想撞击和融合。
时至今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事实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
新旧全球化的大转换在产业经济基础、全球化结构、全球性内在张力、全球性治理方式、全球化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在深刻改变着全球交往实践结构和人们的物质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在剧烈地变革着全球文化—精神—思想的结构，改变着文明的交往关系和思想的交往关系，并使后者上升为时代的轴心原则。
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多元文明话语间的对话、思想的撞击重新成为全球交往关系的焦点，而“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三者关系及其在文化全球性中的地位”
成为中国与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轴心问题。
总的来说，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凸显两大趋势，因而造就了思想撞击和文明对话文明对话地位突出的两大基本要件：其一，知识全球化的本性使文化—精神—思想的创新取代工业文明而成为全球的主导原则，因此，文明对话文明对话和思想撞击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表征。
其二，多元化或差异化趋势。
话语行为体日趋多元化，这是当代对话的一个总趋势。
如果说，主导旧全球化时代文明关系的原则是大一统的普适主义，即各种版本的“西方文化中心论”
，那么，多元文化或文明间的差异性正是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主要原则。
后工业文明必将文化的差异及交往扩张到全球，从而引发各种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以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文化差异问题的深切关注。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时期的全球化所表征的思想撞击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形态。
以东西方对抗和冷战为核心的旧全球化时代，思想撞击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对话与撞击”
；后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各种文明之间日益加剧的对话和冲突；而“911事件”
至今，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立场的回归，使意识形态间和不同文化间冲突以及后现代所指认的各种非典型性话语——从后现代性别思想到新族群运动，从幽灵化马克思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到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从新生态主义、反全球化组织到恐怖主义等之间的间隙性冲突，正在以各种错综复杂的形式展开着无数的撞击。
思想的撞击往往使无数的异质思想与文化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相互碰撞，而且撞击的裂变和飞舞的碎片正在更大范围内造成文化的创伤。
今天人们不知道下一个思想撞击者来自何方并由谁对事件负责，撞击所引发的信息爆炸的碎片可能会殃及无数的无辜者。
每一个思想体系都可能遭到莫名的攻击。
杂乱无序性、离散化和非主调性正越来越多地主宰着思想的撞击进程。
多元化、离散性、突发性和来自无可预见性方向的攻击使人们不再能够总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去思索各种思想撞击的源泉，我们很难说思想撞击是出于两个基本简单的思想体系，或者说像传统的文明对话文明对话、意识形态对话那样心平气和地去理性地梳理来龙去脉，并认真地思考可能的答案。
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一个思想的流星时代。
许多撞击本身的目标就是一种消解剂，并不产生任何肯定的意义。
爆炸、销毁和消解任何思想本身成为撞击的恐怖目的，撞击不过是这一“思想领域的恐怖主义”
的行动工具。
全球化，在不断敞开思想撞击的大门的同时，并没有规定撞击产生有益结果的全球性秩序。
传统的学术规范正在失去防范的功能。
撞击造成的破坏性加大，外在否定性加大，破损方式也变得多元化。
精神、思想并不比世界贸易大厦更结实，无序多元的破坏性撞击，可能使思想毁于一旦。
学界呼唤：寻求全球人们对话日益理性化，探索撞击理性化和被引导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反对多元思想的争鸣、对话或撞击；相反，当年马克思主张积极对话和争鸣、批判和砥砺。
因为，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思想的跨文化对话、理论的全球性撞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已经起到推动人类文化迅速发展之功效。
虽然有赛义德、詹姆逊等“后殖民文化批判”
者所指认的文化地位与文化身份的“帝国主义”
话语霸权的存在，但是在一个后发民族的思想领域中，全球性与本土化学术传统之间积极的对话和争鸣，是其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全球性精神交往一定是多元化思想进步的重要机制。
问题在于：来自无数方向的多元思想在全球性自由大传播中自发地碰撞、无序地撞击、无效地冲突，这正在成为目前学界的主导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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