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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中心，而东方是边缘。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几个帝国主义之间爆发时，帝国主义政治经济链条最薄弱环节却不在发达的西方而在东方俄国出现。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地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相应革命却屡遭失败。
反思东西方国情的差别和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占据了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头脑。
《历史与阶级意识》《实践哲学》《狱中札记》反复表达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与集权的东方国家不同，发达的西方国家有两道战壕，即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后者又有着经济和文化的巨大优势。
东方革命只要夺取国家政权就获得一切，而西方打破国家政权后还要面对更加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反抗。
在市民社会中，发达的西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实践自觉正在被资本异化的生活制度所消解。
因此，沿着这一逻辑，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重新思考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市民社会、日常生活和文化与无产阶级被一体化而丧失阶级反抗意志的状况，针对资本主义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弥漫性存在和秩序化，进而呼唤总体拒绝、文化批判，以拯救革命意识。
文化成为支配社会、决定革命是否发生的主导因素。
有机知识分子成为文化革命的主体力量。
而这一切，虽然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西方相隔万里的另一极空间中的中国“**”
有某种历史性契合，但是，主要内容却在一个时期内并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了解。
只有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大批相关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学界才对之逐步有了深度了解。
从20世纪80年代围绕早期马克思思想研究陆续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物、著作和思想开始，到90年代集中译介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到21世纪初集中译介后马克思主义著作，从此，解读、研究、对话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被邀请到中国讲学交流，中国学者周游列国访问交流，频繁举办各种跨国学术会议，双向翻译出版各自的著作，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才不断在视域上有了越来越多的沟通和彼此理解。
冠之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的多卷本著作，国内就先后出版过10余种。
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系列”
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国外马克思学译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当今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等。
大学、研究机构和出版社联手，大量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上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等定期出版的书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的一大学术景观。
无论是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胡克、科拉科夫斯基、阿尔都塞、柯亨、列斐伏尔、梅洛-庞蒂、科莱蒂，或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德勒兹、詹姆逊、高兹、奥康纳、福斯特，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和墨菲、哈贝马斯、霍耐特、吉登斯吉登斯、大卫·哈维、德里达、齐泽克、鲍德里亚，以及汤普森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多斯桑多斯、阿明等拉美新马克思主义，广松涉广松涉、望月清司等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南澳新马克思主义甚至美国新鲜出炉的克莱顿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等等，译介的著作和评论应有尽有。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由于译介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和理论境界的高水平，强烈刺激着、推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使他们具有了世界眼光，开拓了新研究领域，创新自己的理论话语，提升理论水平。
各种对应领域的相继开展，如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包括后殖民文化批判）、空间生产、金融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含全球治理的正义性）等领域研究，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呈现极大的繁荣。
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建立起了一批较为稳定的研究平台和多个较为专业的研究团队。
对话渠道也日益通畅。
当然，许多研究还是单向传播而非实质性的对话。
即便是展开中外学者的对话，也大多是围绕国外学者思想的理解而展开的，很少是平等的对话，或者是围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展开的对话。
当然，阿明、哈贝马斯、福斯特和克莱顿是例外。
他们在中国学术访问时都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做过较为系统的评价。
福斯特和J.B.柯布甚至惊人地预言“世界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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