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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马克思主义而言，其源头来自国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31]更需要在不断引入、学习国外马克思主义并在与中国实际（实践和文化）结合中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对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前提。
其三，对话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走向世界的必然行动。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创新发展，既要脚踏中国大地，立足本土实践，又要开放地展开对话，让各种思想充分对接、对话、撞击、交融。
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其中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对话。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对话具有其他范式所不具备的特点。
第一，思想在场的多元性和多主体性。
教科书改革、原理研究、思想史、文本—文献学解读等，至少在表面上都是让一种思想和思想主体在场。
教科书和原理的阐释方式更需要“一家之言”
，即一种极力排除“杂音”
和“众声喧哗”
而达到话语的专断和“独白”
状态。
而对话则不同。
它要使多元思想而非一种思想在场。
思想的归属主体也因此是多元的。
对话行动是多元思想和实践主体之间的思想碰撞和交流。
第二，对话是思想之间的嬉戏、交锋，话语之间的砥砺、辩驳、交往，最终通过辨正而达到思想的清明，或者走向融通。
多元在场思想之间不是散漫无机的存在，彼此必须要发生交往。
第三，对话需要思域的开放性。
教科书、原理研究、思想史、文本—文献学解读都强调体系的完整性和逻辑的自洽，而对话则让思想走向开放。
边界的不确定、意义的指向不在场、思想逻辑的复调性，都是对话所特有的。
第四，对话可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和对话对象学术思想的理解、推动理论创新。
辩驳可以明理。
对话可以增知。
英国作家萧伯纳曾经说过：如果有两个人，每人都有一个苹果，那么，相互交换的结果依然是每人一个苹果。
而如果每人都有一个智慧，那么交换的结果就至少会每人有两个智慧，甚至可能产生第三、第四个智慧。
对话是思想的碰撞，也因此成为思想的制造机。
无数的对话将产生无穷的思想。
对话因而就会极大地激活、启迪和创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对话范式对话范式的创新功能强大而效果显著。
首先，开放引发了对话，而对话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开放，造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翻译、译介、出版、研究国外的当代学术著作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而言，已不再限于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卢卡奇、葛兰西等人所开创的、历经法兰克福学派等，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而是包括如下三大组成部分：“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含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潮和苏联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
（可广义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阵营），“当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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