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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等。
其中最主要代表包括以福柯和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由拉克劳和墨菲所开创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以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文化主义等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和左翼思潮及其学界表现形式“马克思学”
。
国别跨度也从传统的西欧北美扩展为包括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拉美、印度、越南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左派思潮。
对话中产生的许多新话题、新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和质疑，都及时地通过交流而被中国学者所知晓。
在中外对话中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新理解也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针对全球生态灾难而由美国学者克莱顿提出的“有机马克思主义”
，就是在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教训汲取基础上的理论重构。
对话领域则扩展到哲学社会科学所有部门。
其次，对话范式对话范式大大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研究。
研究正在多元布展。
中国学界不仅继续深度研究“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不仅包括对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梁赞诺夫和巴加图利亚等为代表的旧MEGA学术团队及当代俄罗斯学者群体的研究），而且继续深化对所谓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存在主义学派等和各代表人物、思想、范畴、和专题的个案研究，还大力开展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系列研究丛书不断涌现。
个案研究的数据库也在建设和更新之中。
国内研究界流行的术语中，“英美马克思主义学派”
“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等学派范畴，柯亨、齐泽克、卡弗、福斯特、鲍德里亚、拉克劳和墨菲、卡特尔、大卫·哈维、朗西埃、索贾、克莱顿等人物也开始为国内学者所知晓。
总之，当今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在前沿信息上基本追平国外，而在对话广泛度上已经与国外大体相当，当然，在思想创造能力和对话深度上，还大多不在一个地平线上。
对话范式对话范式也大大促进了全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全国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博士点学科方向已经超过30个（大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博士生导师有60多位，每年招收70名左右的博士生；而硕士点学科方向已经有110个，每年招收大约300名硕士生。
学科和人才培养规模、层次，学术团队状况都是前所未有的。
最后，对话范式对话范式大大促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对主要西方思潮的研究。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文学界、科学社会主义学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新闻学界，等等，几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每一个学科领域，都出版了大量的、本专业领域内系统研究当代西方各种主流思潮的著作，都在本领域研究中展开了深度的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都相继推出综合的研究西方思潮的大型系列丛书。
从论文发表数量来看，2000年以后到2013年前后是持续走向一个高峰值。
一批当代西方学术大师或著名人物也相继来中国演讲，参与中国对话。
哈贝马斯曾于2001年4月访问中国，并以“全球化压力下的民族与国家”
（NatiohePressureofGlobalization）为主题，做了一系列演讲，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反响。
德里达在2001年9月又来中国，在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三场公开演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书》杂志社、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进行了七场座谈会，演讲围绕“宽恕：不可宽恕与不受时限”
“教授志业的未来或无条件大学”
“全球化与死刑”
展开，七场讲座座谈有三场主要围绕讲演内容展开，而另四场的题目分别是：“人文学科的未来（《读书》）”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与《马克思的幽灵》（中国社会科学院）”
“解构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南京大学）”
“解构与本体论（上海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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