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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
范式出场的历史就是反教条主义思想禁锢、理论谋求为改革开放实践先导的历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讨论中的实践转向是第一推动力，把人们的视域从僵化的理论转向活生生的实践探索，转向问题本身。
这一范式在反思教科书改革的内在矛盾时就已经开始孕育萌芽。
尽管教科书改革的初衷之一就是要竭力反映改革开放时代实践的新经验、新创造、新进展，但是固化的教科书话语框架与时代之间“脱节”
问题始终难以解决。
在世界史学界，第一个冲破固化教科书方式的是北京大学罗荣渠，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领衔的世界史研究从传统通史领域转向聚焦世界现代化比较研究，出版了“比较现代化研究”
的丛书，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了世界道路和世界经验的借鉴，影响巨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国人民大学李秀林教授是第一个提出“改革的哲学、哲学的改革”
口号，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探讨”
来杀出一条血路、撑起“反思问题学问题学”
旗帜的学者。
在他引领下，全国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
之路，先后召开7次全国学术研讨会。
这一研究路向明显与教科书改革、传统原理研究从概念到概念、从引经据典到引经据典式的研究路向有重大差别，把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话语源头第一次真正彻底引向时代、引向实践。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奠定“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
研究路向基础的时代。
进一步，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实践尖锐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问题，这显然无法从原典、从原理、从思想史上得到现成的结论，只有老老实实面向中国实践，研究中国问题，创制中国理论。
于是，不仅经济学界，而且科学社会主义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都共同进入一个理论创制方式的转身，进入理论必须要从实践出发聚焦问题反思研究的专有通道，学界要学会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固有理论出发来研究问题创制理论，这再一次强化了“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
研究思路，人们终于习惯于从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的路径，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新的规范思路。
进而，紧紧围绕“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而展开研究，逐渐成为中央大力提倡、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治学习惯。
因此，“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
作为一种范式，才真正形成。
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才将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列入与上述其他范式并列、甚至更为根本的范式来对待。
在学界头脑中，这一范式的启迪才第一次扎根：任何理论都来自实践，服务于实践，理论创新研制必须依托实践、聚焦问题。
进入21世纪，用实践、问题来破解观念崇拜的教条，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冲破了无数的教条僵化观念，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既功莫大焉，也因此而不断成熟。
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创新指数也相当可观。
为0.336。
这一范式的创新功能相当强劲。
由于这一范式强调理论研究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
，因而理论创新摆脱了久困于斯的受枯燥乏味干瘪教条的框框束缚，在时代大潮中成为搏击风浪、引领中国实践前行的思想弄潮儿。
在这一范式的学术研究地平上，不断的创新由无数现实问题引导，从而找到了理论创新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系列研究打开了学界的现实视野，学术地平不断扩展，研究主题不断丰富，新领域相继迭出，创新成果呈现井喷式涌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
这一范式的创新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向世界、面向现实、面向现代化，深度研究和科学把握时代的、世界和中国的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勇于担当、迎接挑战，极大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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