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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世界观的鲜明特质和思想品格。
教科书话语、原理阐释、思想史梳理、文本—文献学解读和对话的最终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就在于正确地认识世界基础上改变世界。
那么，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究竟引导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聚焦研究那些重大问题呢？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如何重新认识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新科技革命与全球资本主义命运问题。
二是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基本经济制度问题。
四是关于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道路问题。
五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和发展问题。
六是关于创新、转型、生态与绿色发展问题。
七是关于文化自信、自强和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话语权问题。
八是关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规律问题。
以上这些几乎包括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现实向度的世界视野和中国问题的各个方面。
正是理论关切的现实维度的全面性，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才能够有总体上的跃进。
我们可以挑选其中两个问题稍微做些回顾，从中来看学界如何沿着这一范式深度开掘问题内涵，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
一是如何重新认识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新科技革命与全球资本主义命运问题。
关于全球资本主义是世界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发展的主要背景。
因此，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状况的再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判一切其他问题的首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始终高度关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前，学界主要还是根据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
理论以及毛泽东同志提出“东风压倒西风”
的论断，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
改革开放以后，学界集中关注和研究主要有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之初，学界高度关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信息革命、后工业社会与在航空航天、深海、信息、新材料、新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对世界的挑战。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大趋势》等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对于刚刚结束“**”
动乱、初开国门、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民的心理冲击是十分巨大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急切地希望了解这一巨大变化背后的故事，研究这一变化对于美国后福特时代的生产、生活、社会、文化的巨大改变，从而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趋势。
这一时期研究和讨论的基本结论，就是坚定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向发达国家学习，走开放发展、加快科技发展强国之路。
第二个时期是1993年前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一书，宣扬“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灰飞烟灭，主张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个人在历史舞台上从最初站到最后”
的论点。
德里达针对性地发表《马克思的幽灵》。
而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期刊夏秋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以文明冲突为全球政治画线，一石激起全球浪潮。
深刻分析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原因与冷静观察美国为首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态势、新战略，回应福山挑战、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成为中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国际政治界到文化界甚至宗教界的共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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