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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新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经过60多年建设，仍处在向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现代化快速转变之中，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仍很不发达、很不平衡、很不全面。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原有差异没有消除，全球化、市场化的新机制又在不断造就某些新的发展水平的差异。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生产力（产业领域、生产人口）分布的“光谱带”
仍然修长而狭窄。
最传统甚至很原始的产业，生产手段与全球新科技革命浪潮相适应的新材料、新能源、信息通信、生物医药、新制造、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领域并存。
产能不同，创价能力差异悬殊，客观上造成了物质分配利益的差异，进而造就了传统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和新经济群体的利益分界，造成资本内部（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空间资本等）、劳动力内部（传统农民、产业工人、知识劳动者等）极其复杂的交叉关系。
不同生产层级之间存在着差异和断裂，但同时又联结为一个社会整体。
第二，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差异逻辑。
为促进物质生产又好又快地发展，我国建立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多种经济成分与产权结构的差异、收入分配要素和方式的差异、就业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发展水平、发展方式的差异，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差异，必然带来物质利益的各种差异。
生产、分配的差异必然被扩展到交换和消费的环节。
差异的交换不仅使个体差异在普遍交换中得以横向实现和普遍保存，而且可以由此链接为一个分层体系，转变为一个阶级、阶层分界的行动标识。
因此，社会必然被重新分层和分化。
而消费不仅是差异得以实现的最终环节，更是扩大再生产差异的原动力。
在这一意义上说，所谓“消费社会”
不过是消费引领差异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
第三，资本的逻辑。
资本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体。
全球化、市场化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市场化。
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形态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旧全球化时代的工业资本主导时期，经过金融资本中介，进而疾步走入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知识资本统治时代。
资本不断使知识生产、文化工业、科技产业、空间生产等各种能使资本迅速增殖要素的资本化方式来获取高额利润。
资本还活着，甚至还有生命力量和“革命作用”
，还起着暂时推动历史、改变世界的杠杆作用，还没有被历史彻底淘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3]在发展中国家，自主引入的全球资本和本国民族资本如果高于现有民族原来的生产方式，那么它们将继续发挥“世界历史性”
的作用，继续按照自己的本性和方式改变世界。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为了推动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几乎所有的微观主体都采取了“资本”
的形式（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境外资本）。
在这一历史阶段，资本作为推动历史杠杆作用仍没有完结。
在没有充分发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
[4]之前就强调过早消灭资本、实现向“一大二公”
社会转变，是“左”
的错误的根源。
相反，重新认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作用，承认资本、特别是新形式资本仍然具有相当的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作用，强调自主引入、驾驭境外资本和发展民营资本为发展服务的积极意义，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资本本性没有变化，仍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造就两极分化。
虽然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于资本有规制和驾驭作用，但是，一有合适机会，资本就千方百计地突破规制而不断地造就社会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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