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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效应分析不仅需要分析传播者和传播内容，更需要分析和解释世界接受公众何以可能接受中国价值。
受众的“前理解”
状况（包括他们的文化视域、民族经验、认知图式、价值偏好等）、理解的过程和方式、生存论的状况，以及与中国价值的一致性体验和差异性感受，都需要加以分析。
如果我们不顾受众的差异性语境，而盲信传播的“靶子论”
，认为只要我们按照“中国特色”
炮弹轰将过去，世界公众的靶子就会应声而倒，“灌输论”
式传播效果就已经达到，这无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
误解之三：迷信翻译，生产什么就吆喝什么。
不了解世界需要，不了解世界的差异性理解特点，将所谓“走出去”
仅仅理解为将中国文化电影、戏曲、著作、文章、电视片等文本翻译成外文，并加以传播，满足于翻译了多少中国文化产品，发行量多少，赠送多少，将“走出去”
仅仅理解为文化的海外克隆或跨国平移。
究其这些误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源，就是狭义的、单一“主体—客体”
两极模式的认识论和专注于个别、特殊性而忘却一般、个别与一般具有差异的方法论使然。
所谓狭义的、单一的“主体—客体”
模式认识论，是因为以往的“中国特色”
中国化发生的基本背景是作为世界潮流浩浩****的“世界历史”
进程已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问题主要着力点在“世界一般进程”
的中国化、个性化或特殊化。
中国的实践和认识主体主要集中在本土，而关注的对象也集中在本土，虽然跨国的“他者”
即另一极主体始终是实际的观察者和参照系，但是在显性层面，他者主体是被隐去的。
因此，“中国特色”
认识论是在没有国外显性主体的介入下形成的“中国主体—中国客体”
两极实践结构和认识结构。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也主要探索直接认识——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过程，即主体认识如何从实践出发上升为理论，又回到实践的过程，主要涉及“主体—客体”
关系，不涉及或不主要涉及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
同样，“中国特色”
的方法论也是一种在普遍矛盾学说和一般理论指导下，专注于个性或矛盾特殊性的辩证法。
如果说，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以往各个时期，这一相对忽略间接认识、多元主体交往关系而主要关注单一主体本土的亲身实践与认识发生发展关系的认识论，以及主要关注矛盾特殊性和个性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形态的话，那么，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走出去”
的今天就可能不再适用，而需要重新建构。
“走出去”
战略思维需要的是与狭义认识论不同的广义认识论。
与狭义相比，广义认识论的第一个差异就是跨国对话的多元主体性。
中国价值走出去涉及的认识主体不仅仅是中国作者，更多的是具有文化差异的世界多样读者。
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差异的甚至是异质的多元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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