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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就是说，落后的俄国有可能先于发达的西欧首先开创社会主义的历史行程。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历史双重地证实了马克思预言的正确性：一方面，俄国最终没有绕过资本主义阶段，而是以其特有的形式再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俄国又没有亦步亦趋地沿着西欧的道路走下去，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而先于发达的西欧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马克思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反映了马克思“西方不亮东方亮”
的心理状态，更不是马克思短暂的“主观情绪的直接产物”
。
相反，这里有着深刻的方法论依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核心，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内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世界市场”
的开拓以及“世界历史”
的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越出了民族的狭隘地域，进入了世界“运动场”
，具有了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性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并不是对民族性的否定，相反，它以民族性为前提和基础；这种世界性又不是民族性的简单叠加，它作为一种整合质，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能使民族性在某种程度上“变形”
，“协调”
于世界性之中。
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某些落后国家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往往加速走向激化状态，并有可能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
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6]。
同时，落后国家能够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
下改变自己原有的生产关系，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从而缩短矛盾的解决过程，以“跳跃式”
的发展进入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7]。
马克思正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出发，去把握人类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从而肯定了某些经济较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必然性的。
马克思是把德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放在“法国的年代”
“本世纪的历史”
“当代现实水平”
，以及同发达国家的交往“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
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的；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探讨，马克思也是从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它与“现代世界”
之间的联结方式，以及“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
这种辩证关系着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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