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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深深地理解这一点，明确指出：“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
[13]为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说以科学技术为“第一”
生产力是从生产力的内部构成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那么，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从生产力的社会形式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正如邓小平所说：“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
“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
[14]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过去的经济体制“是学苏联的”
，它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又有致命的缺陷，即从根本上排斥市场，没有正确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
，“两者都是手段”
，“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15]。
“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
[16]，“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17]；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相似”
，但在所有制基础上不同，即前者以公有制为主体，后者以私有制为前提。
从表面上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似乎是对立的，但从本质上看，二者却是一致的。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当代中国的活生生的运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按照唯物史观，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形态，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产品经济；自然经济造就的是人对人的依赖性，商品经济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18]，而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则是个人的自由个性。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是从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从人的依赖性到人的自由个性的“必然的过渡点”
，具有不可逾越性。
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它没有经历过一个商品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极不发达，这种经济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现代化的需要，而市场经济恰恰是能够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和对生产经营者提供有效激励的现代经济形式。
因此，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社会化、现代化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并实现经济市场化。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
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看，毛泽东曾注意到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甚至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
这一重要问题。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应该说，这是真知灼见，显示出毛泽东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
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有计划进行，“应纳入计划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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