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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
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
‘**’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
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
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
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
[8]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很长时间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这一论述实际上说明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特定的历史背景。
理论体系往往以理论创立者个人的名字命名，但并非属于他个人。
由理论家们创造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也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个性”
，都和理论家所处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法国启蒙学说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存在主义消极低沉的情绪，离开了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都是无法理解的。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邓小平理论也是如此。
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理论形成于新的历史时期，它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
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深重灾难。
从1966年开始，中国爆发了一场“**”
。
十年“**”
使中国政治上处在动**的状态，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
恰恰在这一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展开，资本主义开始了又一次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到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结果，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生活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因此，当邓小平从“**”
这场灾难中走出来时，就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的时候。”
[9]实际上，使邓小平感到最痛苦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
痛苦使人思索。
邓小平这时不能不痛苦地思考这一切错在哪里，错误从何而来，错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
邓小平多次指出：“**”
“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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