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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们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
尼尔·汤姆金斯：牛津大学出版社创立于15世纪，但直到19世纪的后半叶，才发展成为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脱离了纯学术出版和圣经出版。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发展历程中，执行了两条重要的发展战略：第一条发展战略是走国际化道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牛津大学出版社开始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开设了分支机构，目的不仅是为了更多地销售在英国本土上出版的图书，而是为了便于开发当地的出版资源，尤其是学术类和教育类的资源；第二条发展战略是进入教科书出版领域以及更广泛的少儿出版领域，最初是在英国，之后在其他国家的分支机构也执行了这一发展战略。
与此同时，牛津大学出版社积极开发牛津英语词典项目，这一项目始于1879年，在经历了50年努力后才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牛津英语辞典项目一度使出版社濒临破产，但最终塑造出一个我们今天熟知的牛津大学出版社。
杨耕：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出版人，我都欣赏并敬佩牛津大学、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悠久历史和辉煌业绩。
和牛津大学出版社500多年的悠久历史不同，北师大出版社只有30余年的短暂历史，用伟人毛泽东的一句话，30多年的历史只能是“弹指一挥间”
。
但是，我们抓住了这次机遇，成功实现了转企改制，并紧紧围绕着教育出版的核心业务，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推进图书结构转型，在完善基础教育教材体系、提升助学读物水平的基础上，以“主干的教育科学（包括心理科学）和人文科学，精干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为定位，重点发展职业教育教材、高等教育教材和学术著作，形成了原创图书与引进图书相结合、学术图书与大众图书相结合、资料性图书与理论性著作相结合的学术著作立体结构，从而增强了经济实力，提升了学术传播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扩大了社会辐射力。
在完善学术出版机制的同时，北师大出版社依托体制创新，集约发展和市场运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11年，北师大出版社销售码洋达15个亿（人民币），净利润大幅增长，在中国大学出版社位居首位，在整个中国出版业中名列前茅。
北师大出版社经过改革实践以及集团化、市场化运作，通过出版体制创新、图书结构转型，正在向着成为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较广社会辐射力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现代文化企业稳步迈进。
主持人：看来双方都是大学出版社成功的典范。
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大学出版社的管理体制会有很大不同吗？
尼尔·汤姆金斯：牛津大学出版社是牛津大学一个独立的部门，就像牛津大学的39个学院一样，是独立的法人机构。
牛津大学委派代表（大多为教授）组成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出版社所有事务，下辖学术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负责选题和财务事务，首席执行官负责出版社正常运转和日常事务，现任出版社首席执行官为奈杰尔·波特伍德。
管理委员会密切关注所有出版业务，学术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审查出版社申报的选题，换言之，学术委员会最终决定出版的选题。
这一点对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学术委员会不允许那些不符合学术和教育最高标准的选题通过。
杨耕：北师大出版社的管理体制不同于牛津大学出版社，有其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版社的业务主管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行政主管是国家教育部，而资产管理是北京师范大学，同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由北师大任命；二是出版社是一个学术机构，同时又是一个商业机构，要向国家上缴利税，向学校提供资金支持，出版社现在已经转变为企业，要进入市场，进行市场运作；三是作为市场主体，出版社完全自主经营，在不违宪的前提下，出什么书、出多大规模的书由出版社总编办公会决定。
我不认为学术出版与市场运作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相反，学术出版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充分发挥其社会影响，实现其学术价值。
有市场的书不一定有学术价值、正面的社会影响，但没有市场的书肯定没有社会影响，也无法实现其学术价值。
北师大出版社这几年之所以得以迅猛发展，之所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得益于遵循教育规律、出版规律和市场规律，得益于学术化、集团化和市场化运作。
作为大学出版社的管理者，我对搞好大学出版社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处理好出版业的传播学术、传承文化与创造商业利润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好塑造市场主体与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关系；三是如何处理好学术出版与资本运作的关系。
如何把握好上述三重关系之间的张力，是个难题，我相信牛津大学的同仁也有同感。
在我看来，这四个问题是大学出版社发展历程中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主持人：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学出版社必然面临着数字化的挑战，那么，数字技术如何影响教育出版？
尼尔·汤姆金斯：面对数字技术的挑战，要用长远发展的眼光，以自身使命为基础，发挥我们的创造性。
近年来，我们对新的数字平台，如OSO（牛津学术在线）和OBO（牛津文献在线）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但总的来说，数字技术对出版的影响比我们在5～10年前预想的要缓慢些。
目前，学术出版已经几乎都实现了数字化了，尤其是基于搜索引擎的学术期刊的出版，估计近50%的学术出版收入都来自于数字出版。
然而，教材出版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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