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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刚开始显现，目前，教材出版中的数字出版收入大约只有3%～4%，这是非常低的一个比值。
但是，数字化已成为考量教材出版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估计，50%～60%纸质教材的销售取决于良好的数字资源的支持。
因此，今天若没有数字资源的支持，也就无法销售纸版教材。
在未来的几年中，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更多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和变化，尤其在教育出版领域，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可能会紧密结合在一起。
杨耕：我完全同意尼尔·汤姆金斯先生的观点。
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出版业的一个发展趋势。
数字阅读产品向分屏、分众、分拆方向迅猛发展，阅读终端多屏化、阅读载体移动化、阅读内容呈现形式多样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出版业态、出版的商业模式都在改变。
在不远的将来，数字出版必将成为出版社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在中国，数字出版毕竟刚刚起步，大多数出版社从事数字出版主要是为纸质图书出版提供支撑，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都没有形成，各出版社包括北师大出版社对此都在探索之中。
在这方面，我们非常希望向牛津大学出版社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验。
我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数字出版的影响主要是在大众读物、学术期刊领域，而对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的影响还很小。
实际上，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电子书在美国中小学教科书领域应用缓慢，用尼尔·汤姆金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数字化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刚刚开始显现”
。
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经费问题，中小学数字化环境建设需要巨大的投资；二是技术问题，需要成熟的数字教科书技术条件和设备；三是人员问题，需要善于运用数字设备进行教学的教师以及足够的设备维修人员。
这的确是不以出版业意志为转移的三个难题。
如何在教育领域使纸质教材与数字出版有机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就中国国情而言，我对此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
主持人：刚才尼尔·汤姆金斯先生已经介绍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和策略，下面，我们是否来探讨国际化竞争给大学出版社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双方如何进行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合作？
杨耕：中国的出版业正在加快“走出去”
，向国外发展。
国际化是北师大出版社发展的方向，没有国际化，北师大出版社不可能从一个出版大社转变为一个出版强社。
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我们非常看重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
我们合作已经开始了，但目前还仅限于版权合作。
我们非常希望双方的合作向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并使这种合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应该说，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北师大出版社的合作空间是广阔的。
我们同属于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背后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牛津大学，而北师大出版社背后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
大学背后就是知识，就是科学，就是文化，正是基于这点，不同国家大学出版社之间的合作，要比大学出版社同其他出版社的合作更直接、更有效、更长远。
尼尔·汤姆金斯：21世纪的大学出版社，既有新机遇又有旧挑战。
全球化是现代社会的主旋律和大背景，特别是对于学术领域和研究者来说，全球化的影响会更加突出。
当然，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数字化。
随着传统条件下的市场的分裂和整合，全球化和数字化将会为大学出版社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整体战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学术业务发展，我们对先前独立的三块出版业务包括期刊、学术和美国分社进行整合，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学术市场；二是在国际市场上，重塑我们的英语教学的领导地位，重点考虑在我们已经拥有较强实力但市场竞争激烈的领域，如何取得实质性的领导地位；三是进军国际教育发展，利用我们在教育市场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扩大全球业务，进入具有高潜能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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