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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形成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
首先，研究视野拓宽了，除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外，进一步扩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些新思潮，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
其次，研究基调改变了，逐渐从以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中摆脱出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态。
许多学者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事实上，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它就以各种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通过学者们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翻译成中文，先后出版了几套丛书，如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重庆出版社）、郑一明和杨金海先后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段忠桥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高等教育出版社）、魏小萍主编的“马克思与当代世界”
译丛（东方出版社）、刘森林主编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此外，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南京大学出版社）、周宪等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
（商务印书馆）、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
（译林出版社），也都收入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出版了大量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总数多达几十种。
其中既有通论性质的著作或教材，又有专题、思潮研究以及人物和文本个案研究。
即使不专门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现在也比较注意在自己的研究中参考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
这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内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建构。
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且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锻造和培育了一批学养深厚、素质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但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烈程度相比，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学的译介和研究则相当冷清。
这主要与人们对“马克思学”
所持有的约定俗成的偏见有关。
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通过苏联学者的一些著作有所了解。
但是由于受当时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们对西方“马克思学”
持完全排斥否定的态度。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学界开始对以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进行系统的评介，但是一直持续到9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定性并未改变。
其实，从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总体格局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外马克思学，以版本考证、文献梳理、人物思想关系研究为特征和内容；一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即带有明显现实关怀的研究。
“冷战”
结束以后，随着“回到马克思”
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大趋势并在中国产生回响，较之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国学者更能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成果中发现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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