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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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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京·罗特在为玛丽安娜·韦伯的《马克斯·韦伯传》撰写的导读中谈道：“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因其成就的内在质量而比他们的时代更加长寿。”
[1]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作为西方古典社会理论的三大创始人，奠定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影响了我们对“现代”
的认识。
特别是马克思与韦伯不仅在思想主题、研究对象上紧密相关，并且这种“关联性”
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史力量。
马克思与韦伯围绕现代性的起源、发展、后果、趋势，从各自独立的视角展开了思考，完成了对现代社会结构和机制的透视，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子系统。
现代学者如果试图在社会理论领域有所建树的话，势必要通过反思马克思与韦伯的学说才能够获得学术话语权。
例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都是在综合以马克思与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社会理论的基础上而完成自身的体系建构的。
一、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研究的意义
如果仅仅凭借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马克思与韦伯的学说还只能算作是思想史上的“活化石”
。
然而，思想史中的体系与科学史中的体系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科学史上，哥白尼革命是对托勒密宇宙体系的否定，牛顿经典力学体系只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特例”
；在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并没有遮蔽柏拉图思想的光芒，康德的批判哲学也没有因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失去价值。
这正如黑格尔所言：
伟大的灵魂——哲学史上的英雄们的身体，他们在时间里的生活，诚然是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们的著作却并不随着他们而俱逝。
……哲学工作的产物并不是寄存在记忆的庙宇里，作为过去年代的古董，而它们现在仍同样地新鲜，同样地生动，如它们初产生时一样。
哲学的著作和效果是不会为后继者所推翻和摧毁的，因为其中的原则不是业已过去的；我们自己也是出现在其中的。
[2]
作为重要的思想家，马克思与韦伯并没有随着“时间里的生活”
而一同逝去，他们的学术生命力存在于理论的效应史当中，并通过当代形形色色的社会理论思潮显现出来。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与韦伯的“时代”
。
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上。
通过卢卡奇的中介，韦伯思想得以进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语传统之中。
《历史与阶级意识》从现代商品生产方式中抽绎出合理化原则，卢卡奇的“物化”
理论实际上是通过商品拜物教和合理化的双重视角来展开现代性批判，这种双重视角的语境转换是以马克思对劳动的“抽象化”
为中介来实现的。
[3]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韦伯，着重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诸如卢卡奇、霍克海默以及阿多诺等对韦伯合理化理论的接受”
，他指出：“韦伯的合理化主题与建立在马克思—卢卡奇传统基础上的工具理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
[4]
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方面，这种比较是理解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大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继承并发展二者的思想遗产，只有以二者的思想为依托，才能进入社会理论研究的前沿；另一方面，这种比较也是理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脉络的关键，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二者思想因素相互渗透的产物，缺乏二者思想背景的支持，便难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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