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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深入反思现代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这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现实意义。
二、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研究的状况
1.国外研究状况
鉴于马克思与韦伯在学术史中的重要地位，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都会不同程度地涉猎二者的思想。
特别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韦伯复兴”
，韦伯研究界出现了“去帕森斯化”
的热潮[5]，马克思与韦伯学说之比较、韦伯在现代性讨论中之定位，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课题。
综合而言，德语学界的施路赫特、法语学界的弗洛因德、英语学界的特纳代表着韦伯研究界的最高水平，他们或者是韦伯全集的编订者，或者是韦伯著作的编译者。
为此，本书凡涉及韦伯的内容，主要是在依据文本的基础上参照这三位专家的解读。
洛维特的《韦伯与马克思》一书[6]堪称马克思与韦伯比较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
该书于1932年以德文发表，1982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
全书分为四章，分别是总论、韦伯以合理化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以人的异化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韦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吉登斯撰写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1971年）、麦尔撰写的《韦伯对马克思的诠释》（1975年）、安东尼奥编纂的《韦伯与马克思的对话》（1985年）都是该领域的代表作。
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本身就可以纳入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效应史当中，因而也是本书重要的参考文献。
日本学者金子荣一[7]、富永健一[8]，以及海外新儒家杜维明、余英时[9]等人，关于东亚文化与现代性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
此外，韦伯遗孀玛丽安娜·韦伯的《马克斯·韦伯传》、本迪克斯的《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麦克雷的《马克斯·韦伯》等传记，也探讨过马克思与韦伯之间的思想关系。
以国外现有的文献而论，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界。
对于上述各种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个问题：
首先，既有的研究要么是教科书、传记式的人物介绍，要么是集中于某一点或某个侧面的专项比较，尚未有既能在整体上把握，又能深度挖掘马克思与韦伯思想关系的专著。
例如，洛维特的研究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10]，未能全面系统地占有并利用马克思和韦伯的主要著作，把马克思、韦伯思想归结为异化、合理化的区别；吉登斯的研究只是满足于对每个人观点的罗列，缺乏内在逻辑性和必要的深度；富永健一的研究仅就二者对东方社会的认识来展开。
其结果是，我们要么从某一侧面接触到马克思与韦伯现代性研究的核心部分，要么只能停留于浅层次的介绍，难以实现对二者思想异同的一种总体性的“关照”
。
其次，受制于学科壁垒和知识结构，很多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存在偏颇，甚至把马克思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决定论。
特别是帕森斯把马克思与韦伯简化为代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的思想家，造成了以意识形态争论代替学术研究的错误倾向。
马尔库塞、阿隆等人与帕森斯的论战[11]，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申明了马克思或韦伯的本意，但同样也落入了意识形态之争的窠臼。
施路赫特指出了这种贴标签式做法的局限：“尽管韦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严格的批评，不一定引申为他对马克思的批评”
，“借哲学思潮或派别来为两人定位，只有引发更多的争论”
[12]。
总体看来，国外对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正在不断地深化，其趋势是与现代性问题的探讨紧密关联，意识形态争论的色彩逐渐消退。
2.汉语学界研究状况
目前汉语学界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一般都是在现代西方社会理论的通论和有关韦伯研究的文献中涉猎此问题，少有专门的著作。
港台地区学者的研究较大陆学者更为全面，随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入台湾远流、桂冠的韦伯文集和社会学研究文献，极大地推动了汉语学界对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
此外，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组织的《马克斯·韦伯全集》中文版翻译工程已经启动，2016年该机构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斯·韦伯全集》翻译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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