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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际翻译工作主要由阎克文承担。
目前,韦伯的主要著作都有了中译本,其中一些主要著作,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的主要篇目、《学术与政治》、《社会科学方法论》还出现了若干个译本,这为全面把握韦伯思想,进而开展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
汉语学界研究该问题的专家当推大陆的苏国勋和台湾地区的顾忠华。
苏国勋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理性化及其限制》一书,在第六章《韦伯的影响》当中辟出一节来比较马克思与韦伯,这是大陆研究该问题的第一位学者。
受时代局限,其研究定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背道而驰的”
,但还是提出,“这一切都不意味着韦伯与马克思没有丝毫共同点。
凡是阅读过韦伯著作的人都可以看出,他对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重视,他对地位群体以及阶级利益冲突的分析,都说明他受到马克思的影响”
[13]。
顾忠华的《韦伯学说》一书是一本研究韦伯思想的专著,该书的《韦伯诠释的典范转移与韦伯学研究》一文,涉及马克思与韦伯的比较,他在文中简要地介绍了西方学界对二者思想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对立冲突到相互补充的演进过程。
苏国勋和顾忠华都是研究韦伯思想的专家,代表着汉语学界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也是本书分析韦伯思想的重要参考。
此外,台湾学者洪镰德编著的《从韦伯看马克思》是一本二手的资料汇编,主要集中了洛维特、吉登斯、麦尔、安东尼奥、柯亨等人的相关文献,为汉语学界的学者提供了便利,但由于缺乏一定的视角致使该书的比较显得较为凌乱。
吉林大学的张盾将韦伯纳入“马克思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开创性批判的理论效应”
[14],认为合理化拓展了马克思的理论规划,但无法达到马克思的批判视域,青年卢卡奇的工作是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
应该说,汉语学界对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正在不断深化,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对该问题关注不够,专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状态。
从洛维特算起,马克思与韦伯的比较研究在国外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自苏国勋开始,汉语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过二十年的时间。
这一问题的研究无疑是跨学科的,大陆有限的研究力量分散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若干个一级学科门类之中,学者们从各自的专业背景出发就个别问题展开评论,展现的往往是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某一个“断面”
。
例如,北京大学田立年的博士论文《韦伯与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何蓉的博士论文《经济学的分野,社会学的走向: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经济研究》、郑戈的博士论文《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南京大学李健的博士论文《审美乌托邦的想象:从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救赎之路》,苏州大学陈向澜的博士论文《理性与管理:论韦伯的管理哲学及其影响》,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刘宁的博士论文《劳动观比较研究:以韦伯和马克思的劳动观为中心》,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的博士论文《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韦伯伦理思想研究》,山东大学王善英的博士论文《理性化与人类生存境况——韦伯理性化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刘莹珠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资本主义与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斯·韦伯合理性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何蓉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经济理性与宗教观念: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刘文旋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知识社会学:从马克思到曼海姆》都是诸如此类研究的代表。
本人200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研究》,是较早的一篇围绕该问题撰写的博士论文,如复旦大学唐爱军的博士论文《论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意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曾引证过这篇博士论文,并列为重要的参考文献。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该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第二,对该问题的研究缺乏必要的深度,亟须哲学知识背景的支持,否则难以抓住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主题。
由于汉语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而大陆的社会学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起才刚刚恢复,并且深受美国社会学实证主义倾向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实证性的调查,普遍轻视古典社会理论的研究。
[15]然而,相对以孔德、涂尔干、西美尔等为代表的其他古典社会理论家而言,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具有更加深厚的哲学背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韦伯与新康德主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哲学背景知识的欠缺,直接导致汉语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
与之相应,作为一位社会理论家,韦伯始终游离在大陆哲学界的视野之外,只是在探讨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6],或者是在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才会偶尔涉及。
[17]港台地区学者虽然对韦伯的研究较大陆学者更为深入,但受客观条件制约,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又存在着不足。
例如,顾忠华在研究中对马克思思想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方式。
为此,从哲学背景出发,全面占有既有的材料,是全面和深入地展开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研究的必要条件。
总之,汉语学界的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研究与国外相比,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但我们也具备一定的优势,那就是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把握能力。
例如,新世纪以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马克思哲学论坛”
前后各届主题的选取[18],无疑反映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认识的深化。
然而,无论是国外,还是汉语学界,这些既有的成果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从根本上缺乏一种总体性的视角,无法建立起比较对象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以至对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显得十分零散,难以实现全面性与系统性。
三、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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