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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重在提出标识性概念。
在对马克思与韦伯比较研究中，笔者形成了“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
这一标识性概念。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作为西方古典社会理论的三大创始人，奠定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
从根本上讲，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抑或是涂尔干的思想，都涉及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性理解[19]，也即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双重考量，而绝非是单一因素的考察。
他们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认定，都是出于对现代性诸因素总体性的考量，这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这在韦伯那里表现为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统一，这在涂尔干那里表现为制度论与观念论的统一。
特别是马克思与韦伯不仅在思想主题、研究对象上紧密相关，并且这种“关联性”
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史力量。
现代学者如果试图在社会理论领域有所建树的话，势必要通过反思马克思与韦伯的学说才能够获得学术话语权。
例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都是在综合以马克思与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社会理论的基础上而完成自身的体系建构的。
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上。
通过卢卡奇的中介，韦伯思想得以进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语传统之中。
因此，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方面，这种比较是理解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大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继承并发展二者的思想遗产，只有以二者的思想为依托，才能进入社会理论研究的前沿；另一方面，这种比较也是理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脉络的关键，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二者思想因素相互渗透的产物，缺乏二者思想背景的支持，便难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流变。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深入反思现代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
思想家的工作往往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这个时代问题的“诊断”
。
对于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广义的现代，马克思和韦伯的“诊断”
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影响，现代性研究构成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的理论视域。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现代性”
一词，但他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无不蕴含着对现代性的诊断。
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可以纳入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研究的问题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马克思问题的回应。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原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对现代性的特殊说明。
意识形态不过是现代性社会存在的“观念副本”
，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分析了现代拜物教意识的根源。
他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其“物化”
批判主要围绕现代社会关系批判展开，这一过程伴随着从“异化”
到“物化”
的逻辑转换，其理论内核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这构成其现代性研究最深刻的哲学规定性。
他不仅肯定了技术在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更是把技术视为超越现代性的手段，但也意识到现代技术对人的损害，并试图通过生产—技术的内在超越来克服现代性的局限。
韦伯以文化论与制度论相统一的立场来考察现代性现象，其现代性研究贯穿着合理化这一思想主线，合理化是其分析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维度，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矛盾构成其社会批判的基本架构。
他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虽然价值中立原则使他没有展开对现代技术的批判，但他对现代性后果的忧虑已经包含了技术批判的主要因素。
因此，本书对马克思与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比较研究将围绕存在论基础、意识形态批判、社会关系层面的“物化”
、生产过程层面的“物化”
四大问题展开。
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理论体现出不同的哲学思想背景。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对比于韦伯，相当于黑格尔哲学对比于康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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